毛诗派“言志”新论_副本.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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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8毛诗派的“言志”新论毛诗派对诗的基本认识是“诗者,志之所之也”。诗产生于诗人言“志”的冲动之中。因而,可以把毛诗派诗学纳入先秦“诗言志”的系统之中。但相对于“诗言志”旧观念来说,毛诗派的“言志”理论却是一种“言志”新论。一、毛诗派“言志”新论的知识背景先秦“诗言志”观念,是毛诗派诗学理论建构先在的知识背景。1、何谓“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最元初的观念。这一观念,是伴随着巫术歌舞的淡出,在漫长的“献诗陈志”、“教诗明志”、“赋诗言志”的用诗实践中逐步积淀形成的。2、“诗言志”观念的思想内核追溯“诗言志”观念的积淀过程,可以把握“诗言志”观念的思想内核。(1)“诗言志”观念的雏形歌谣是诗的源头。歌谣产生的动因,按两汉人的说法,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传解诂》)诗是歌谣的文字化。“诗”字从“言”,“寺”声。《说文》云:“寺,廷也。”段注:“廷,朝中也。” “诗”字的字形结构,暗示着“诗”就是朝庭官署中的人(例如“春官”属下的“太师”)把歌谣存储进文字里。这一存儲活动,在典籍中被概念化为“献诗”或“采诗”。关于“采诗”活动,典籍中《礼记?王制》篇、《汉书·食货志》叙述得最有板有眼。《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户牖而知天下”。《礼记正义》引汉儒卢植说,《王制》是博士诸生应汉文帝要求而编纂的。“采诗观风”等,应该是博士诸生们把散见于典籍和残留在记忆中的零碎知识系统化。在系统化的时候,难免要调动想象的力量。但“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以至列士献诗,瞽献曲,瞍赋,朦诵”,早己见于《国语?周语》“召公谏周厉王弥谤”章;“《夏书》曰遒人以木锋徇于路”等,早已见干《左传?襄公十五年传》“师旷待于晋侯”章。所以,假如有想象,这想象也发生得很久远。“采风”的目的,是拿回去供“天子听政”时研究分析,以捕捉“风”中蕴含的征兆的。所以在功能上把这一行为称作“献诗陈志”。这是“诗言志”观念的雏形:诗是用文字记录(“志”)下的歌,从中可以分析出诗歌采集地人民的普遍情绪(“志”)。(2)“诗言志”观念的拓展太师们陆续采集到的诗,和太史们陆续积累下来的筮案一样,是作为文献(“志”)珍藏的,诗曲折反映着“民”之“志”:人对政令的拥护和反对,筮案直接记录着“天”之“志”:“天”对人行为的肯定和否定。在当时,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开发贵胄子弟的政治智慧,便给“太师”增加了一项新职掌:“教六诗”。令其以陆续采集到的诗为教材,教育贵胄子弟,“导广显德,耀明其志”,就象《周礼·大司乐·大师》章、《国语?楚语》“庄王使士旦付太子箴”一节里所记载的那样。于是就有《尚书?尧典》里符号化为“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当时把这一活动从功能上称之为“教诗明志”。这是“诗言志”观念的进一步拓展:可以利用诗的文献(“志”)性质,开发、启迪贵胄子弟的政治智慧(“志”)。(3)“诗言志”观念的最高形态诗是开发贵胄子弟政治智慧的重要教材,贵胄子弟是未来政坛的风云人物,这样,诗就自然而然就成为他们外交活动(“专对”)中“发端述答”(“言语”)的特殊媒介,成为他们处理内政(“达政”)时“以古剴今”(“兴导”)的权威依据。当时把这种以诗为特殊媒介、权威依据去“发端述答”、“以古剴今”的活动,从功能上称之为“称诗喻志”、“赋诗言志”。“志”即“专对”中用诗去“发端述答”人的“言语”意向、“达政”时用诗去“以古剴今”人的“兴导”意向。这是先秦“诗言志”观念的最高形态。在当时人心目中,用诗“发端述答”、“以古剴今”,是诗的根本价值之所在。离开这一点,诗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诗言志”观念的思想内核追踪“诗言志”观念的积淀过程,可以归纳出先秦“诗言志”观念的思想内核:“诗言志”观念是对先秦丰富多彩的用诗实践的理论概括。“诗言志”观念中的“志”,和具体诗人的具体情感意向毫无关系。先秦“诗言志”观念,从来不把诗当作个人的抒情品来看待。“献诗陈志”,“陈”的是某一地区、某一族群人的普遍情绪。(郑玄在《郑志·答张逸问》特别强调过这一点:“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则一国之事。”。“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然后为风雅载之乐章,否则,国史不录其文”。)“教诗明志”,“明”的是受教人的政治襟怀和政治抱负。(《国语·楚语》“庄王使士旦付太子箴”里说得很清楚。)“赋诗言志”,“言”的是国家、家族的立场和意向。(《左传》记事中有丰富多彩的叙述。)总而言之,按现代文论理论范畴的分野,“诗言志”是对诗政教价值的判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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