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派“言志”新论_副本.docVIP

PAGE PAGE 8毛诗派的“言志”新论毛诗派对诗的基本认识是“诗者，志之所之也”。诗产生于诗人言“志”的冲动之中。因而，可以把毛诗派诗学纳入先秦“诗言志”的系统之中。但相对于“诗言志”旧观念来说，毛诗派的“言志”理论却是一种“言志”新论。一、毛诗派“言志”新论的知识背景先秦“诗言志”观念，是毛诗派诗学理论建构先在的知识背景。1、何谓“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最元初的观念。这一观念，是伴随着巫术歌舞的淡出，在漫长的“献诗陈志”、“教诗明志”、“赋诗言志”的用诗实践中逐步积淀形成的。2、“诗言志”观念的思想内核追溯“诗言志”观念的积淀过程，可以把握“诗言志”观念的思想内核。（1）“诗言志”观念的雏形歌谣是诗的源头。歌谣产生的动因，按两汉人的说法，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传解诂》）诗是歌谣的文字化。“诗”字从“言”，“寺”声。《说文》云：“寺，廷也。”段注：“廷，朝中也。” “诗”字的字形结构，暗示着“诗”就是朝庭官署中的人（例如“春官”属下的“太师”）把歌谣存储进文字里。这一存儲活动，在典籍中被概念化为“献诗”或“采诗”。关于“采诗”活动，典籍中《礼记?王制》篇、《汉书·食货志》叙述得最有板有眼。《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户牖而知天下”。《礼记正义》引汉儒卢植说，《王制》是博士诸生应汉文帝要求而编纂的。“采诗观风”等，应该是博士诸生们把散见于典籍和残留在记忆中的零碎知识系统化。在系统化的时候，难免要调动想象的力量。但“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以至列士献诗，瞽献曲，瞍赋，朦诵”，早己见于《国语?周语》“召公谏周厉王弥谤”章；“《夏书》曰遒人以木锋徇于路”等，早已见干《左传?襄公十五年传》“师旷待于晋侯”章。所以，假如有想象，这想象也发生得很久远。“采风”的目的，是拿回去供“天子听政”时研究分析，以捕捉“风”中蕴含的征兆的。所以在功能上把这一行为称作“献诗陈志”。这是“诗言志”观念的雏形：诗是用文字记录（“志”）下的歌，从中可以分析出诗歌采集地人民的普遍情绪（“志”）。（2）“诗言志”观念的拓展太师们陆续采集到的诗，和太史们陆续积累下来的筮案一样，是作为文献（“志”）珍藏的，诗曲折反映着“民”之“志”：人对政令的拥护和反对，筮案直接记录着“天”之“志”：“天”对人行为的肯定和否定。在当时，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开发贵胄子弟的政治智慧，便给“太师”增加了一项新职掌：“教六诗”。令其以陆续采集到的诗为教材，教育贵胄子弟，“导广显德，耀明其志”，就象《周礼·大司乐·大师》章、《国语?楚语》“庄王使士旦付太子箴”一节里所记载的那样。于是就有《尚书?尧典》里符号化为“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当时把这一活动从功能上称之为“教诗明志”。这是“诗言志”观念的进一步拓展：可以利用诗的文献（“志”）性质，开发、启迪贵胄子弟的政治智慧（“志”）。（3）“诗言志”观念的最高形态诗是开发贵胄子弟政治智慧的重要教材，贵胄子弟是未来政坛的风云人物，这样，诗就自然而然就成为他们外交活动（“专对”）中“发端述答”（“言语”）的特殊媒介，成为他们处理内政（“达政”）时“以古剴今”（“兴导”）的权威依据。当时把这种以诗为特殊媒介、权威依据去“发端述答”、“以古剴今”的活动，从功能上称之为“称诗喻志”、“赋诗言志”。“志”即“专对”中用诗去“发端述答”人的“言语”意向、“达政”时用诗去“以古剴今”人的“兴导”意向。这是先秦“诗言志”观念的最高形态。在当时人心目中，用诗“发端述答”、“以古剴今”，是诗的根本价值之所在。离开这一点，诗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诗言志”观念的思想内核追踪“诗言志”观念的积淀过程，可以归纳出先秦“诗言志”观念的思想内核：“诗言志”观念是对先秦丰富多彩的用诗实践的理论概括。“诗言志”观念中的“志”，和具体诗人的具体情感意向毫无关系。先秦“诗言志”观念，从来不把诗当作个人的抒情品来看待。“献诗陈志”，“陈”的是某一地区、某一族群人的普遍情绪。（郑玄在《郑志·答张逸问》特别强调过这一点：“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则一国之事。”。“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然后为风雅载之乐章，否则，国史不录其文”。）“教诗明志”，“明”的是受教人的政治襟怀和政治抱负。（《国语·楚语》“庄王使士旦付太子箴”里说得很清楚。）“赋诗言志”，“言”的是国家、家族的立场和意向。（《左传》记事中有丰富多彩的叙述。）总而言之，按现代文论理论范畴的分野，“诗言志”是对诗政教价值的判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