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钟烈鼓中国哲学.docVIP

清钟烈鼓中国哲学 　　总觉得国外的哲学家们的哲学体系就像固若金汤、墙峭堑深的名城，望之十分壮观，却是警卫森严，令人生畏，总无法得其门而入，便只能在城墙之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或者干脆被镇得觳觫匍匐，膜拜于地，心中莫名地恐惧而又莫名地景仰。 　　但在中国，哲学及其哲学家们却全不是这样。他们来自土地，爱慕自然，文字里总散发着平易近人的土地的芳香。他们的著作并非以体系博大、思虑精纯见胜，却多是文笔流畅，引人入胜；它们也许并不文采斐然，却总是思路清晰，文字干净，语气坚定，言之有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按照中国的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要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要多得多。”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哲学背景下，正是由“业余”的哲学家，生发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读他们的生平及他们著作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中国哲学家的生平只要看他的哲学思想便可一目了然），总有两个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意象不断在我脑中显现，一个是久悬于古刹之中的“钟”，一个是在古战场上不断擂动的“鼓”。这两个意象不断分离又不断地交织重叠，苍凉高古而又颇具深味。 　　鼓是入世的、战斗的，属于阳光底下的世界。其杰出代表便是儒家学派，别以为读书人只是清高与自傲，其实反是最关心民众，最具战斗精神。他们常为了实现理想而奔走呼号，但现实却多让他们碰壁，乃至撞得头破血流，然而他们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自我理想执著追求的精神，却好像总不会衰减，反是“艰危气益增”。很像鼓，很像鼓的执拗与顽强――要么击醒你们，要么把鼓皮捶破。 　　钟是出世的、静谧的，是月光底下的世界。黄钟祭祀天神，应钟祭祀地神，函钟祭祀山川。作为一种符号，低沉、广远、悠扬的钟声总能在人的灵魂深处，勾起一种神圣而崇高的自然情结。而道家更是把这种情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崇尚简单生活，因而谴责文明，鼓吹反璞归真，并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而鄙视知识。”人会迷茫，会失落，历史也会；人会疯，会精神错乱，历史也会。但正是有钟，有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所有人于黑夜中昏睡时坚守着他们心灵的月亮，才使这月亮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在现实无道、伦理遭颠覆的时候，始终高悬未曾失落。 　　儒家是鼓，“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是钟，“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站在入世的立场上，出世的哲学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因而是消极的。从出世哲学的立场看，入世哲学过于实际，因而也过于肤浅。”鼓的振动愈近愈切，钟的响声愈远愈清。出世与入世似乎是相对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相对一样。“然而中国哲学的使命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 　　很多时候，中国的哲人并不单纯的只是鼓或只是钟，就像人不能一直呐喊或一直静默。静默是因为痛苦，呐喊是因为清醒。静默和呐喊是默契的，呐喊之后的失落重归于静默，静默之后的爆发起于呐喊，如同一个人自然至极的两个过程。而中国的哲人也是这样，一手抚钟，一手抡起鼓槌；一面追求着内心的恬淡，看破红尘，一面却又振臂高呼，期待云集响应，所以这种综合很多时候都是令人痛苦的，绝非几场文字游戏所能说清道明的。 　　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想法，其实却正相辅相成，使中国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使泱泱大国的本土文化在数次看似灭顶的文化灾难中以惊人的包容幸存，并生机勃勃地发展。一个微笑，一个痛哭；一个“金刚怒目”，一个“菩萨低眉”。人性中本有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也会表现出两种本质的协调和统一。正如英国当代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所写：“我的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中国的哲人们便是这样亦诗亦哲地栖于这片厚土之上。君临天下，深味痛苦与幸福的滋味，追求“内圣外王”的胸襟，让万物于其笔下旋转乾坤，方生方死。他们都是钟与鼓的结合，只是这两种意象所占的分量不同而已。“钟”多的时候，他们便向往归隐山林，去独自看守月亮，看守人类的未来。“鼓”多的时候，他们便把君王拦截，咄咄逼人地一吐为快。这样的矛盾与统一在每一个中国的哲人身上上演，就像胡文英这样说庄子： 　　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这是庄子的“哲学困境”。因为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要反抗“人性恶”需要用比“人性恶”更凶悍的气质，而中国的哲学家很少有这样的气质，连那个扬言“不以天下大利而易其一胫一毛”的杨朱，也没有这样的“冷眼”与“绝情”。中国哲人们更多的是钟，是鼓，是温厚的良心。正因为无这般“绝情”，中国的哲人们才对现实的无道深感痛苦。这是中国哲人的不幸，却是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