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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维权意识 　　人们从税收关系中，看到了自己是政府的主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对民众负责，要求建立更为公开的预算制度，要求政府部门更合理地花钱。 　　种种证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税制不甚合理，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太重。很多企业家都说，在中国，如果企业不在税上做点手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在《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大陆排名第二，仅落后于法国。 　　那么，如何让税制变得更合理?又如何减轻税负?如果我们知道税的基本性质，那就会知道，其实，唯一能够让税制趋向合理、让税负减轻的，是纳税人自己，尤其是具有公民意识的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唤醒纳税人意识 　　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从这个时候开始，国人才开始有了纳税人的意识。其实，只要是人，只要他在世上生存一天，就在向政府纳税。不过，在不同的税制之下，人们的纳税人意识会有很大的差别。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公有制企业，这些企业的利税不分，全部上缴政府财政。因而，连企业都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至于个人，就更没有这种意识了。为了实现高积累，政府有意压低工人的货币工资，辅之以实物性福利。在这种制度下，城市居民不用直接交税，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农民也没有纳税的感觉。实际上，政府的投资都来自民众创造，‘只不过它没有表现为个人直接纳税的形态而已。 　　在这种税制下，人们不可能具有纳税人意识。相反，人们普遍地具有一种“群众”意识，或者“臣民”意识。政府的收入，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人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过问。很多人甚至觉得，自己享受的福利都是政府赐予自己的，应当感谢政府。 　　70年代末，市场化变革开始，在正统的公有体制之外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通过私人经营获得较高收入的群体。针对这些人，政府制定了《个人所得税法》。起征点是月收入800元，而当时，大学生刚毕业的月工资只有58元。可以说，建立个人所得税，主要是为了调节收入差距。尽管有了个人所得税，但其收入规模在政府税收中微不足道，民众基本上也不关注这个税种。 　　到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民众开始关心起个人所得税。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的月收入超过800元，跨入了交税门槛。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纳税人”概念开始流行开来。纳税人意识带了很多观念上的重要后果。 　　第一，人们对于民众一政府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看法。以前，人们都以为自己享受的福利是政府免费派发给自己的，因而自己是由政府养活的，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是政府赏赐的。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纳税人，就会觉醒，政府是自己养活的。政府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政府从自己口袋里拿走了一部分钱。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民众。 　　第二，人们接受了由自己的代表决定征税的观念。没有谁愿意别人拿走自己的钱，包括政府。如果政府一定要拿，那就必须给出充分的理由，必须通过必要的程序。因此，人们要求关于税收的决定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应该通过法定程序立法，而不能由行政部门、更不能由财政、税务部门自说自话。纳税人意识，让人们对税务部门有了一种戒备心理。 　　第三，人们也不再相信，政府的税收越多就越好。个人缴纳所得税的经历让人们发现，税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别人缴纳自己享受。相反，税收都是自己缴纳的。而按照政府花钱的程序，自己交的税款未必会花在自己身上。因此，人们呼吁，政府不能随便乱征税、加税，政府应当控制自己的支出，应当尽可能地减税。 　　第四，人们也觉得，既然政府拿走了自己的钱，就应当为自己做事情，而不是拿着纳税人的钱自己乱花，让官员自己享受税款的好处。人们产生了监督政府支出的意愿，因为人们知道，政府乱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钱，本来可以给自己带来福利。 　　可以说，个人所得税对于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意识产生了极大作用。而这种纳税人意识也促进了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从税收关系中，看到了自己是政府的主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对民众负责，要求建立更为公开的预算制度，要求政府部门更合理地花钱。人们知道了自己是纳税人，自然就希望享有纳税人的种种权利。 　　纳税人权利意识激发了人们的公民意识。意识觉醒的纳税人推动了相关制度向着合理方向改变。纳税人权利意识推动纳税人作为公民，进入公共领域发表意见，采取监督、维权行动，比如网民曝光官员公费到国外旅游。李金华刮起的审计风暴，如果没有民众支持、舆论附和，也就不会变成“风暴”，也不会对政府相关部门构成那么大的压力。 　　可以说，中国社会过去十几年来在公共财政、法治政府等领域所取得的每一个重要进步，都主要是源于纳税人，即公民的推动。 　　 　　纳税人意识 　　与福利享有者意识 　　当然，当代中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依然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可以从税制中找到。 　　随着个人收入增长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所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