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及胡适.docVIP

胡适与林语堂2010-12-17 周质平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166 林语堂 胡适 胡适手迹 有意义与有趣味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的这几句话是胡适毕生推崇的人生态度，也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据他1936年1月9日给周作人的信，他心中的“三位大神”是孔子、王安石和张居正。他有所取于孔子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所取于王安石的是“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有所取于张居正的是“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舍吾眼鼻者，吾亦欢喜施与”。胡适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心中的这三位大神，所体现的却是极崇高的乐观奋斗和朝闻夕死、牺牲奉献的宗教情操。 林语堂所向往的人生境界则是老庄的逍遥自适，而非儒家的沉毅刚健。就有宋一代而言，林语堂所景仰的人物，绝非以变法自任的政治家王安石，而是潇洒奔放、吟啸自如的苏东坡。林语堂为苏东坡立传，对他的人格思想都备至推崇。至于明代，林语堂的兴趣绝不在权倾一时的张居正，而是在晚明文学中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提倡“性灵文学”的公安袁氏兄弟，而尤其属意于排行第二的袁宏道（字中郎）。林语堂与周作人等共同提倡晚明文学，点刊《袁中郎全集》，竟使这个晚明诗人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时髦人物。在清代人物中，胡适对戴震、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有精深的研究，并将戴震视为清代反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则对李渔、袁枚两人情有独钟，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曾被林语堂多次征引，翻译在他的英文著作中。胡适的兴趣多在儒林传中人物，而林语堂则在文苑。 林语堂极重视生活的情趣，畅销一时的英文名著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就是一本专论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他看来，沈复的《浮生六记》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书中的芸娘则是中国文学里一个最知情识趣的女人。他明确地指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地享受生活。”胡适几乎不谈生活的情趣，他所乐道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生活的内容这些极严肃的话题。他自作的白话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最能体现他的生活态度，他在1919年写了一篇为大众说法的《新生活》短文，他给“新生活”所下的定义是“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此处“有意思”三个字，绝不意味着林语堂所说的“有趣味”（interesting, fun, or enjoyable），而是“有意义”（meaningful），胡适要我们每做一件事，都问一个“为什么”， 要是回答不出“为什么”，就不是“有意思”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这样的生活态度很认真，也很严肃，但却未必有趣味。在生活的内容和态度上，胡适所关切的往往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林语堂关切的则是“我们喜欢做什么”。在他看来，即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对“为什么”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我们却丝毫不能从这样的生活中得到乐趣，那么，这样的生活依旧不是理想的生活。换言之，我们虽然回答不出“为什么”，但如果我们真的乐在其中，这种“受用”的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用李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及程颢“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几句诗来说明“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 这个境界体现了山林和田园的恬淡与安详，这种带着山林气田园味的生活绝不是胡适追求的生活目标。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话乍听有些颓废，但“有益无益”，在林语堂看来，不能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标准和选择。在“有益无益”之外，必须再加上“有趣无趣”，无益而有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不为；有益而无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为之。在英译《浮生六记》的序中，林语堂说道：“我真诚地相信，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美。” 胡适望重士林，深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严重性，所以立言宜慎，从不轻率为文。正如他在《胡适文存》第一集自序中所说：“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行文如此，行事也颇拘谨。林语堂行文比胡适潇洒，没有“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模仿古人”这一类的清规戒律。在林语堂的文章里，古今结构并存，文言白话不分。 胡适和林语堂都喜欢办杂志。胡适办过的杂志，比较著名的有晚清的《竞业旬报》、五四以后的《努力周报》和抗战前夕的《独立评论》等。林语堂所办风行一时的三个杂志是《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这三个杂志和《独立评论》几乎同时发行，成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几个标志性的刊物。《独立评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时局和政治，给予严肃认真的分析与批评。而林语堂所办《人间世》等三个杂志，则是以闲适幽默的笔调谈些生活琐事或个人的哀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文。杂志风格的不同反映了胡适和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