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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胜 见证共与国土地第一拍 　　“我们当时对拍卖的价格期望并不高，结果，从200万元起叫才7个回合，就有人不耐烦了，一下就叫出了400万元的价位，真是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一时兴奋得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定下来，运用拍卖的技巧掀起了现场一次又一次的高潮。525万元成交！至今我仍能感觉到那时的心跳！” 　　见到记者手拿中国土地“第一拍”现场照片, 图中执槌的拍卖官刘佳胜，激动地告诉记者。于是，以这张照片为引子，这位曾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现自喻为“无官一身轻” 的事件见证者刘佳胜，向记者讲述了20多年前中国土地“第一拍”的故事。 　　 　　差点被说成卖国行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在“外引内联”的巨大需求和压力下，急需解决城市基本建设资金匮乏这个最基本、最紧迫的问题。正是建设资金不足这一根本性约束，逼出了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牛”们“胆大包天”的改革──向土地要资金，将国有土地从无偿使用向有偿使用转变。 　　1986年国庆节刚过，深圳市委、市政府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调研组正式成立，其课题就是“如何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能不能拍卖土地？” 　　 　　调研组首先开始了在市内的调研，期间，深圳市专门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张五常教授来深圳作了一次报告。报告中，张五常对深圳当时采取的土地行政划拨和浪费土地资源的状况深感痛惜：“深圳已经开发的土地如果以每平方米5元出售，每年可得到2个亿；如果每平方米50元，便得到20个亿。而香港目前的地价是以每平方米万元港币计算的！”经济学家的话启发了深圳。 　　“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去香港考察观摩他们的土地拍卖。香港测量师协会会长刘绍钧和梁振英陪着我们看，给我们讲解。”刘佳胜说。赴港考察后，一份名为《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报告》的调研报告交到了市领导手中。1987年7月，在这份考察报告的基础上，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基建办公室联合草拟的《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提交至市委、市政府。改革方案在市里顺利获得通过。 　　刘佳胜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一个有魄力、有干劲、思想独特，不脱离实际的人。可是，他并不如记者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市场万能主义者。他认为土地政策没有独立性，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方面是保护私人土地使用权，形成房地产市场的主体；另一方面就是服务于产业政策，或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或满足城市的公共服务需要。 　　“由于担心‘拍卖’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我们把‘拍卖’改成了‘公开竞投’。” 刘佳胜回忆说，一说拍卖土地可不得了，有人说这是违反宪法，有人说我们要搞资本主义，甚至说是卖国行为。因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事实上，早在1986年，刘佳胜就起草过三年内特区土地交易全部招标拍卖的方案。“但后来这个方案都没有敢往上报，先拍了再说，因为配套改革太宏大了。报上去所有的人都会反对你。我坦率地说，规划局、建设局、计划局、银行都会反对你，各个市长分管一条线，他们也会反对你，更何况它在当时还涉及到要修改宪法，因为你是在变相买卖土地。”刘佳胜说。因为担心违宪，土地拍卖趁着全国市长学习班在深圳举办的时候举行，这个想法得到了国家体改委、广东省领导的支持。 　　 　　高规格的土地拍卖仪式 　　 　　刘佳胜至今还记得，1987年12月1日是一个大晴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宗土地使用权拍卖会在深圳会堂如期举行。当日上午，市政府一办公楼下贴出了一个“相当低调”的通知：“下午三点在深圳会堂卖地，欢迎大家参观指导”。 会堂里座无虚席，人声鼎沸。西装革履、手握电子计算器的买地商人在会堂内外高谈阔论；捧着一叠土地资料，前来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在席间窃窃私语；更多的是抱着好奇态度的旁观者。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亲临现场，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现场观摩，香港方面派出了一个由21人组成的“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参观团”，44家深圳企业代表到场参加竞拍，100多名中外媒体记者蜂拥而至。人们焦灼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瞩目时刻的到来：这里将要进行我国首次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如此高规格的土地拍卖仪式，后无来者。”刘佳胜回忆说。 　　“这一次土地拍卖实际上是酝酿已久的拍卖。”刘佳胜依然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一年的1月1日，烟台市住房制度改革开始模拟运行。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第二天，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自1987年起，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