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鸿章体味改革者的远见和彷徨.doc

重读李鸿章——体味改革者的远见与彷徨 导语：对1949年之后的国人来说，对李鸿章最客气的评价大概也是失败的改革者。然而，如果我们抛弃预设的立场，客观地考察自1865年到1895年自强运动的整幅图景，就会发现那种认为清朝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积贫积弱，与强大的、工业化的欧洲以及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非常无稽的臆断。 事实正好相反，以李鸿章为领袖的洋务派是中国工业革命当之无愧的先驱。在1895年以前，洋务改革的绝大部分努力是围绕着民生、富国的工业建设而进行的，这和经济军国化的日本明治维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异常讽刺的是，经过一场甲午战争，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却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反倒被本国人贬作“维护腐朽制度的尝试”。如果说在1909年这种强权即公理的认知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100年后的现在，继续保持这样的认知未免显得有些太不与时俱进了 一：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对传统帝国的裱糊匠——孰是孰非 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李鸿章选择了一条与他的老师曾国藩行程迥异的道路，几乎以一人之力，引领北洋集团，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他不计毁誉，办交涉、修铁路、建工厂、组海军，最终的目的却与曾国藩殊途同归，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应对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李鸿章：始终站在时代浪尖的改革者 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清朝以往成法的触动清统治者忌讳的措施。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1）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祖宗之成法”这样触动时忌的措施，要求把具体的洋务的兴办与某种程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本文拟对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与实践作一探讨。 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腐败，最早发出“变法”、改革呼吁的是在鸦片战争期间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如魏源、龚自珍等。著名思想家魏源首先从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清醒过来，于《南京条约》签订后的1842年开始编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和改革弊政的主张。但真正把有近代意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但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李鸿章之所以力主变法，进行改革，是因为他对时局的认识最清醒、最深刻。众所周知，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欧美列强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后，对外掠夺殖民地，而摇摇欲坠的清封建帝国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主要对象的时代。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爆发，使本来已经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处于更加危急的关头。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局势，李鸿章并没有象倭仁等顽固守旧派一样，盲目自大，抱残守缺，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列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1865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中，发出了“外国猖獗”、“千古变局”的感叹。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变局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mí＠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李鸿章是从放眼世界的高度来观察中国当时面临的局势的，认为这些强敌已大大超过了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仍拘泥于成法，固守旧章，前途将不堪设想。他浅层地比较了彼己之长短，认为西方诸国船坚利炮、工商发达、国力强大，而清王朝军事窳败、财政枯竭、国力疲弱。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3）。民族危机如此严重，中国怎么办？李鸿章的回答是:自强御侮。如何自强，李鸿章早在就任两江总督之前就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4）。到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时，李鸿章对清廷说，采用洋机器对于处于危弱状态中的中国来说，还只是“治标”。那末什么才是“治本”呢？李鸿章认为“治本”在于转移人心，形成向西方学习先进技艺的社会风气，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仍束缚于繁密的传统信条中，极大地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李鸿章对此很不满意。为此，李鸿章在1874年上奏的《筹议海防折》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改革主张。他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qīn＠qī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