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言志提出.pptVIP

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诗言志”的提出 一、文字创造中的方法与赋，比，兴的思想萌芽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是在创造文字以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然而，象形文 字只是用符号模拟物象的一种最简易的直接描写方法，它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创作 中的赋的方法。 它们指事有象征意义，会意有比喻意义，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中运用的比兴方 法。 二、卦象与比兴 易象作为一种占卜的工具，它的主要特点是以 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象征具体的现实事物，这就需要有丰富的想象能力。毫无疑问，它比文学创作中的模仿、比喻、象征要复杂得多了。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某种具体的意思，从它的象征作用来说，与文学创作中的“兴”有相似之处。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强调了“易象通于 诗之比兴”的道理。“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观念与文学的本质特征就非常接近。 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传统之一。 三、《诗经》中“美刺”的自觉 《诗经》中不少诗篇的作者曾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写诗的目的，如《大雅·嵩高》云： “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巷伯。”这是周宣王之舅申伯被封于谢，大臣尹吉甫特地作诗送他，颂扬他的德行，是美诗。《大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是周幽王时大夫家父讽谏太师尹氏弊政的。尹氏执政不公，任用小人，天怨人怒。作者说他写此诗是为了追究幽王身旁的“凶人”，以改变其心，而达到抚养“万邦”的目的，这是“刺”诗。 上述诗歌中，诗人所表达的作诗意图，在《诗 经》中是有代表性的，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诗歌中的 美刺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应当表现出人们对现实生 活的褒贬态度，要以文艺为武器对现实生活，特别 是对社会政治起积极的干预作用。 四、献诗讽刺说与观诗知政说 比《诗经》稍晚，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正式的 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它们主要保留在《国语 》、《左传》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 两张说法：一是献诗讽刺说，二是观诗知政说。 观诗知政说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左传》季札观 乐时发表的评论中。当时诗和乐是不分的。观乐实 际上同时也是观诗，评乐实际上也是评诗，季札的 审乐观诗完全把文艺作品看做是政治状况的反应。 中国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 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在诗、乐、舞三者之中 ，乐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 《尚书乐记》中曾对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 况作了一个理论性的总结：“诗，言其志也;歌，咏 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 之。 从以上可以说明诗、乐、舞三者都是人得心志 之体现，但又各有不同的角度与方式。这种以乐为 中心、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况，决定了先秦论乐的 内容实际也就是论诗的内容。而且先秦的诗歌理论 批评实际是从音乐理论批评中派生出来的。 先秦的乐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儒、道、墨、 法等主要学派都有很多的音乐理论著作，我们现在 研究他们的文艺思想，乐论是最主要的部分，无论 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过诗论。 五、“诗言志”的提出 一般学者认为目前文献资料有两处最早提到“诗言志”，一是《尚书·尧典》，一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者记载为舜对他大臣说的话，许多学者认为不可信。故多认为后者较为可信。襄公二十七年乃公元前546年，大约是春秋末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期“诗言志”已是一个普遍的观念。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的纲领”。 所谓诗言志，“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言”的都是一些政治理想。而“诗”根本是为政治服务的。 中国古代“诗言志”说的实质，就是把文艺看做是人 的心灵的表现，这与西方古代把文艺看作诗对现实的 模仿和再现，是很不同。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影子 的影子”。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的，而艺术又是 模仿现实世界的，虽然这都是不成功的模仿，但毕竟 是模仿的产物。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更明确地把艺术看做是再现现实的产物。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的 战国时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当时对文艺 本质认识上的主要差异和各自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