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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信息熵与股份分布
作者:李睿摘要快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不仅提高了人类处理和交换信息的能力,并且也对社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以模型的方式证明,将代表信息通信能力的信息效率变量与代表生产、资源分配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变量建立联系,证明两者的关系,揭示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并且模型的分析结果具有代表性与前瞻性。通过模型的验证结果可知,信息效率与生产社会化程度之间具有联系,联系反应为体系熵值的变化,从微观-分布熵与信息熵、宏观-生产社会化程度与信息效率两个角度证明,并且建立微观与宏观的桥梁—能量。微观表现为:随着体系熵的减少,能量(股份)分布的密度函数由幂律分布(无限方差)向正态分布(有限方差)演化,并趋向于均衡水平,人为或非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熵值过大或过小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宏观表现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三个阶段:1.生产力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信息效率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普遍较低,处于发展阶段。2.信息通信技术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积累已经满足了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前提,并且随着信息效率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3.生产社会化阶段,生产、社会资源分配接近均衡水平。这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消费函数。关键词:信息熵;分布函数;信息效率;生产社会化程度信息熵与股份分布1.引述直到1932年哈佛大学的语言专家Zipf发现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的名次的常数次幂存在简单的反比关系并得出幂律分布以来,在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生态学、经济与金融学、人口统计学等众多领域中,幂律分布都得到了充分验证,同时幂律分布的发现也让众多社会学家所信奉的柏松分布是社会资源最优分布的理想成为了幻想(汪小帆等,2006)。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以统计研究为基础,所以研究社会生产、资源分配的最佳结构,就必须清楚现今广泛存在的幂律分布形成的动力学本质。1948年香农发表的《通讯的数学理论》一文,成为信息论诞生的标志,将发射、接收信息作为一个整体,提出了通讯系统的一般模型,并建立了信息量的统计公式-信息熵。信息熵阐明了系统的复杂程度,为以后幂律分布的数学证明做出铺垫(Shannon et al.,1948)。虽然在分形几何学中,多次提到幂律分布,但却没有对幂律分布进行系统性的研究(Falconer et al.,2003)。直到近些年,随着雷维偏阿尔法-稳定分布(Johannes Voit,2003)与组成论(张学文,2003)的发表,才为研究幂律、乃至所有概率分布的动力本质提供了方法。组成论以数学的方法证明了在复杂系统(信息熵最大)和随机变量几何平均值不变条件下,可以形成幂律分布,并且随着约束条件(熵与随机变量的特征)的改变,分布的形态也随之改变。并且这一理论与稳定分布理论相对应,即熵值的变化对应稳定分布中参数的变化,从而实现概率分布的演化,即随着熵减少的方向,概率分布依次为幂律分布、柯西分布、正态分布、柏松分布等。熵的变化本质上是能量状态的改变,能量作为物质的本质,便可作为研究微观与宏观联系的桥梁。因此在模型中,体系能量的分布熵是因变量,信息熵为自变量。其在宏观中的映像分别为社会资源分布律与信息效率。本文将以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演化的规律,本质在社会体系能量状态的改变--熵。2.1生产社会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社会化理论,主要观点是集中生产,并且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的分散化相对立,大型化与小型化相对立(邱海平,2008)。实际上在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这一理论被充分验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这一理论在现代社会是否还依然正确。生产的过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自由发挥的空间,表现为自组织临界现象,不可持续(Bak, P.et al.,1987);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社会分工的形式不再是一家庞大繁杂的企业从事着业务流程的方方面面,而是向着专业化、分散化发展并逐步走向超分工生产模式(施振荣,2001)。传统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在信息封闭、人才不足以及资源短缺的时代显然十分有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各个行业的不断整合(各个经济部门的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依旧简单的套用传统理论已经不能合理的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所以结合上文,体系能量状态的变化在宏观中直接改变的是社会生产方式,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分布。因此,重新定义为:生产社会化实质上是一个均衡水平,即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条件下(集中生产),社会资源最佳分配(权益资本分布)。上文提到,模型的因变量是能量(资源)的分布熵,但在实际生活中资源分布这一概念并不容易定义。居民收入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社会化程度,但影响居民收入的因素较多,无法从本质上反映生产社会化。而权益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化属性,使得社会权益资本占比与权益资本分布这两个变量成为考量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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