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导言.docVIP

《中庸的思想》导 言 陈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在这本著作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庸”与“中国”这两个词语之间有一种深远的关联，被称之为“中国人”的这一族群，在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不是由“存在”（being、Sein）、由“上帝”、由“自由”，而是由“中庸”来“规定”的，这是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天命”。 《中庸》是在形而上学－本体论-神学之外、是在科学性－法权性的人文之外，为思想奠基的，因而，对于从西方这个“焦点区域”而打开的现代世界而言，在古代中国孕育的“中庸”，还意味着一种尚未被经验到的新的可能性，无论是在思想的层面，还是在生活的层面。当人们在理念－理论的形而上学形态与启示－信仰的神学样式的紧张中，困惑地为“文－化”定向时，“中庸”究竟能够给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带来什么呢？又能给当今的人类与世界提供什么呢？ 中国的思想与文化是在“中庸”（“守中”、“用中”、“执中”、“中道”、“中行”、“中正”、“刚中”、“中节”、“得中”、“中吉”、“柔中”、“中孚”等）中为自己奠基的，这一独特的奠基，打开了一个生存的视域：天下或天地之间——它构成了中国人生存世界的境域总体。在此，对偶词“天”与“地”，是通过“上下”而被纳入“中庸”的。“中”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实在，普遍的与特殊的、具体的与抽象的；而是上下之间的贯通。“庸”意味着“用”，但又不是那种工具性、策略性的实用、实效之用，“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相对于工具性、功效性之“用”，“庸”毋宁说是一种“无用之用”，它对应着的不是“技”术，而是“艺”术。由此，“中庸”意味着如何上下通达的“智慧”或“道艺”。因而，构成“中庸”之基本要素的，从一开始就不是有些学者所谓的“实用理性”，相反，中庸的智慧展开在对实用的、功效的“短视”的防御与解构中，在这种防御与解构中，开启了一种从策略性的、工具性的利用中脱离出来的“大用”，这种大用以通达、自得为其核心内容。“上下”就其最基本的内涵而论，既包含着空间上的天人或天地、还包含着时间上的“古今”，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实是上下通达的两个不同方面。由于从一开始确立的就是对偶的两极，因而《中庸》并不建构关于世界的最后目的的神话，这一神话曾经以神学的上帝、形而上学的绝对等来表述自己。 中庸所确立的是“天地之间”这样一个生活的境域，它教导人们如何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作人，人生天地之间，也就意味着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就位于天、地、人的贯通的可能性之中。与此相应，本真的生活也就是与天地相配相参，开启“天地之间”的“之间”维度，这个“之间”的维度只是在人的生活中才得以可能。如果用发端于希腊的“本体论”来要求中庸的话，那么，一方面，在面对特异性的中国或中庸时，“本体论”便不得不更新甚至变异其固有内涵，另一方面，被作为“本体论”加以理解的中庸，其核心就不是由单向度的“上”（“形上性”）——天空、上帝、绝对、终极存在等——加以规定的，而是在上与下、天空与大地、远方与当下等等之间的通达上显示自己的特性，而通达正是道路的本性，以“道”为基本语词的思想文化的特性就展开在这种通达性之中。对于这一思想的理解，构成了本书第一章的主体内容。 根据从《诗经》、《尚书》以来就形成并被孔子加以推进的那个思想传统，上下贯通是在“与于斯文”中才得以可能的。而“与于斯文”，是一个“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过程，也就是通过个体的“文”的生命（文化生命）来“化”生“文”的“世界”或“境域”的过程（文化境域或文化世界）。“文”的生命引发着“文”的境域，而“文”的境域同时引发着“文”的生命，因而，二者处在相互的“化”“生”过程。只有当人将其自身转化为“文－化”的生命，文化自己，也文化他者（与它者）时，彼此互不相与的事物才得以被纳入到同一个世界，他才得以开通天地之间的那个“之间”维度。文化其生命的方式就是“修身”，也就是“文身”、“文面”、“文言”、“文为”，等等。在这里，中庸打开的不是深度与表面的对立、本质与现象的对立、身体与灵魂的对立；相反，对中庸而言，深度与本质将自身开放在表面与现象上。由此，中庸引导我们在衣食住行、出处进退、视听言动、举手投足、辞气容貌等等这些最最日常的基本事物中，打开文化的生命。而所谓文化生命，它形成于个体以自己的身体及其活动来书写“文”，并通过此“文”来化育自己与他人、参赞世界。而自然物理的世界（天文）正是在与文化生命的融贯勾连中而获得它的世界性的。对于那些已经死去的生命来说，也只有当其彻底地转化为纯粹的文化生命（也就是《尚书》所谓的“前文人”），而不再传达丝毫的物理－生物的信息之时，他才得以进入当前的世界，参与生人的生活。文化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