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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法西斯 ● 邵建 ? 　　如果我们要警惕法西斯，就必须警惕凌驾于个人本位之上的各种集体主义--当然，法西斯不会再以法西斯的名头出现 　　在人们的想象中，法西斯是同野蛮、残暴、独裁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连的，还有二战电影中德国军队的一些镜头，包括他们挺括的军服、锃亮的钢盔、鲜红的袖标、漫卷着印有纳粹符号的旗幡、广场上整齐的阅兵方阵以及海浪一般的万众欢呼等。可见，法西斯一词早已固化了我们对它的认知，更何况那个时代还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里面有一句经典化的台词：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法西斯有一个先在的负面对象，法西斯这个词具有相当的正面性，而且风行一时。对一个词或由它所反映的现象不能成王败寇。再说，你认可它也好，或者否定它，都属于价值表述。但我们在行使自己的评判前，还需要从事实层面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此即事实判断优先于价值判断。在这里，笔者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试图就对象本身来探索法西斯的含义。 　　 　　观念之流变 　　 　　法西斯现象并非是一种德国现象，它最初形成于意大利；所以我们经常说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当然纳粹也是一种法西斯形态，正如后来极权主义的苏联，亦为法西斯现象之一。因此，如果谈法西斯，当从意大利谈起。1921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创建了世界第一个以法西斯命名的政党，这个政党的名称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其原义为捆在一起的棍棒，中间插着一柄斧头。这是古罗马行政官的权力标志，棒子用于笞刑，斧子用于死刑。那一捆束棒，读音即为法西斯。很快，继意大利之后，法西斯便成为一种欧洲现象，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挪威，包括英法两国，分别都成立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转至东方，日本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且不论；当它传到中国时，当时媒体还把它形象地意译为棒喝主义。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法西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贬义。它甚至是我们正面学习的对象，这里不妨以胡适为例。1926年8月27日，胡适从欧洲致信徐志摩，说自己在国内日子过得太好太舒服太消沉了，因此，出来后受到很大刺激。胡的刺激，一个来自苏俄--在胡眼中，苏俄很有发奋振拔的气象：看那1890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另一个刺激就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成了学习的对象。胡适很肯定地说：我们应当学Mussolini（墨索里尼）的危险的过日子，进而又说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可以说，俄、意、德、日这几个国家即使在当时都已经是法西斯的不同类型。 　　更有意味的是，在提倡学俄、意、德、日的同时，胡适这样批评英国：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功夫。 　　此封信中，胡适提及傅孟真几天之内可以到Paris。我在此等他来谈谈就走。这个傅孟真即傅斯年，据胡适1926年9月18号日记：晚上与孟真谈政治。他总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有能力的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civiliation on us（独裁者，以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我说，此与唐明皇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Dictator（独裁者）如Mussolini （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这段记载，表明胡适思想的复杂，他从一个月前的激进立场退了下来，尤其当他的弟子激进时。他分明考虑到了法西斯的另一面，这一面会让知识人感到不堪。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其思想不无受到法西斯的某种浸染。傅当时在欧洲游学，他希望出现一个有能力整理秩序的独裁者，从而改变国家低迷消沉的状况并使之复兴，这其实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心理表现，与当时意大利、德国的情形类似。 　　胡、傅等人希望国家振拔复兴，有焕然一新之貌，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1930年代，内忧外患的困扰，使战乱后的中国危机重重。为冲破困局，北伐之后获得政权的蒋介石，即有心开始全面整顿社会。和孙中山不同，蒋介石一改以往的以俄为师，转而以意为师和以德为师。因此，三十年代早中期，中国大地遂有过一场借鉴法西斯（当时又译为法西斯蒂）的政治浪波。 　　1932年，蒋介石在谈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时指出：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强调三民主义下没有私见，法西斯蒂下没有个性。1933年9月，蒋介石有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演，其中把法西斯主义共同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三：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