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5年的中学语文教科书.docVIP

1949―1965年的中学语文教科书 　　一 　　人民教育出版社最早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1950-1951年翻版的新华书店1950年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与《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各六册，前者由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王泗原、蔡超尘、张中行等人编辑，后者由周祖谟、游国恩、杨晦、魏建功等人编辑。这套教材初中每册选20-28课，共142课；高中每册选19-23课，共123课。不分单元，没有课前提示，仅在课后有注释和“思考?讨论?练习”。后者平均每篇5-6题，一般来说，至少有一题涉及语法、修辞、文体知识或有关课文写作技巧，此外绝大多数是关于思想内容的。 　　1952-1953年，人教社对这套教材进行修订。这次修订属于小修订，教材体例和大部分课文保持不变。变化仅三点。 　　一是削减课文数量，增删部分篇目。初中每册16-20课，共110课，高中每册16-18课，共104课。这比上一版减少了51课，占课文总数的近20%。减少的课文既包括鲁迅《鸭的喜剧》《风筝》《给颜黎明的信》、张天翼《华威先生》、叶圣陶《蚕和蚂蚁》等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也包括从国统区开明书店教科书中沿袭来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詹天佑》《最先与最后》等课文，还包括加里宁《使组织性和文化成为共产青年团工作底基础》《波兰驻我国大使布尔金向毛主席呈递国书》等少数政治性、时效性强的作品。这版教材也增加了一些新发表的文学作品、领导讲话、新闻通讯等，比如老舍发表在195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上的《我热爱新北京》，华山发表于195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上的《清川江畔》，1952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宋庆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等。 　　二是加强了文言文的教学，两版教材在初中都没有文言文，1950-1951年版从高中第三册起，选若干篇文言文，篇数总计37篇，占到了高中课文总数的30%。1952年版高中课本从第一册就开始学习中文言文，共31篇，占33.6%。 　　三是将课后的“思考?讨论?练习”改为“提示”，平均每课提示十余项，大多数是关于思想内容的引导和提问。 　　1953-1955年间，这套教材大概再版了5-6次，新版本对老版本一般会有修改。比如1955年7月第5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跟1952年10月第1版相比，编辑体例没有变化，但课文有所增删，最明显的是增加了发表于1953-1954年主流媒体和杂志上的作品。比如秦兆阳发表于《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7日的《王永淮》，吴玉章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4年1月1日的《英勇劳动，艰苦奋斗，争取新的胜利》，李准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的《不能走那条路》等。 　　在这一阶段的教科书中，编者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认为这一元素“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1]。可以说，无论哪种文体，在这一阶段教材中的主要功能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讲，是培养学生对新政权的认同、新的劳动意识和道德情操以及共产主义的国际意识。也就是说，主要表现两个主题，一是新社会如何好，旧社会如何坏；二是苏联如何好，美国如何坏。 　　这一阶段课本中以20世纪中国为题材的课文，可以鲜明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国统区的作品，另一类是反映解放区及新中国成立初的作品。 　　有关国统区的作品数量不多，突出了统治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比如鲁迅《故乡》《祝福》《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茅盾《春蚕》《林家铺子》，老舍《骆驼祥子》，叶圣陶《夜》《多收了三五斗》《一篇宣言》等。编者在《春蚕》课后提示说：“这是一篇反映旧中国农村破产的作品。那时候，封建势力的重重剥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逼得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更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推翻封建统治，赶走帝国主义，他们就能彻底翻身的。今天，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已呈现了崭新的气象，就是有力的证明。”[2]编者认为，《多收了三五斗》反映的是“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痛苦”，“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无孔不入，不但把大量工业制成品倾销到中国来，还把大量农业产品倾销到中国来。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候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性质。”[3]如果说上述两篇主要涉及经济剥削和压迫的话，鲁迅《祝福》和老舍《骆驼祥子》则主要表现为人身压迫。编者认为，《祝福》中的“主人公是受了封建社会的种种迫害而死的一个劳动妇女――祥林嫂。作者详细叙述了她的半生，这里面充满了血泪交流的事迹。作者的用意是可以了解的：在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统治之下，妇女的生命不值一钱，像祥林嫂这样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