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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商榷 　　摘要： 　　夏剑钦先生在《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一文中，根据史实和相关文献对拙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第五章中谭嗣同致刘善涵十四通信函中的十一通的编年，进行了辨析订正，笔者除了认同一通信函的编年为误判，一通信函编年应更精确外，对夏先生认为编年不妥的其余信函，一一作了辨证，以夯实谭嗣同研究的文献基础。 　　关键词：谭嗣同；刘淞芙；书札编年 　　近日读到夏剑钦先生在《船山学刊》2016年第6期发表的《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一文，夏先生对拙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对“谭嗣同书札编年”一节中致刘淞芙函的编年提出不同意见。夏先生的一些见解对笔者很有启发，使笔者认识到自己在信札的编年方面，尚存在考虑不周的情况，需要加以更正。同时，对于夏先生的一些意见，尚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以下按照夏先生《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札编年辨证》所列书札顺序，一一予以辨证。 　　一、被指误判为1894年所作的书札三通 　　此三通信函，前两封，我均断为于1895年所作，夏先生未能细查，认为我误判为1894年，然后加以辨证，不能不令人遗憾。 　　1.《致刘淞芙》十二通之二，笔者转述黄彰健先生的看法，认为当写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夏先生断定为该信写于牛庄之役前的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七日。 　　夏先生的理由是信函中提到“昨接山海关来电，廿四、初六，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