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和睦医患关系.docVIP

创建和睦的医患关系，是全社会的责任 一、医患之间误会已久 当战斗在医疗第一线，救死扶伤忘我工作的医生被患者伤害时，竟然有不少人兴灾乐祸。出现这种局面真是令人痛心。这是医生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这几年，全国各地不时暴出患者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可见医患冲突已不是个案，已成为社会性问题，早在10年前，社会上就流传着二种顺口溜，其一是“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这是医闹的初期阶段。其二是“听诊器手术刀，吃回扣要红包，多记费奖金高。”这反映社会上对医疗行风的不满。这两句顺口溜反映医患两个群体相互藐视，相互对立的情绪。有医护人员说：“有的病人真可恶，没良心，好心对他们，不得好报，得病活该。”有病人说：“有的医生真坏，病没治好，要钱不少，一个比一个心黑，不得好死”。这两句气话，反映医患之间思想有隔阂，互相有误解，而产生相互藐视，甚至忌恨的心理。医者无仁慈之心，患者无感恩之心，丧失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二、医院和患者都有弱势时，都有苦衷 近几年医疗纠纷不断增多，医患矛盾也不断加大，由于无第三者参与调解，事情的结局则取决于双方势力的较量。有时候，患方是强势，聚众闹事，迫使医院赔钱了事。有时候医院是强势，把患方拒之门外，患方无可奈何，自行了事。有的患方不甘心，到上级投诉。举两个案例：例一，有一个危重病人，送到医院急诊室时，已停止了心跳，家属要求医院赔偿，最后医院赔6万元了事。我们想知道，发生医闹时，医院领导请示当地政府了吗？请示公安局了吗？是没请示，还是请不来呢？医院赔钱了事，岂不是纵容、鼓励闹事吗？这样做对医院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例二，有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叫媛媛（化名），1998年7月右眼患外伤性白内障，并做了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后又到太原市某医院就医，眼科专家做了详细检查，晶体后囊膜完好，主张给患儿做人工晶体植入术，（即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预防弱视的发生。家属同意，双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在手术进行中，医生不征求家属的意见，给患儿眼内植入了前房型人工晶体。术后一直对家属保密，出院时也未向家属详细交代，只在出院证上写着定期复查。“定期”是多久呢？患方家在山区农村，距太原1000多里，来一次不容易，所以家属的理解是当眼的情况不好时就来复查。两年后家属偶尔发现女儿的手术眼看不见东西，急诊来到该医院，后又到西安、北京等地大医院就诊。西安北京的专家们都诊断为“继发性葡萄膜炎”，主张必须尽快取出前房晶体，才能控制炎症。这时候家属才知道儿女眼内植入的是前房型人工晶体。2000年9月家属到山西省卫生厅反映情况，要求医方做出解释，给女儿有个交代，将来长大后不要怨恨母亲。卫生厅授理此案后很重视，组织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第一次的鉴定结论家属不接受，后来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专家鉴定，结论均是“不构成医疗事故”。因家属不同意，卫生厅建议调解，而医方拒绝调解。从此该案被搁置了，这一搁就是10多年，其间患方往返太原达40多次。眼科界都知道，前房型人工晶体有很多严重的并发症，禁忌给儿童做前房型晶体植入术。时至十年后的今日，全世界还没有给儿童做前房型晶体植入术取得成功的案例。给1岁多幼儿做前房型晶体植入术是没有依据的，是严重违反了手术原则，也严重侵犯了家属的知情权和同意权。鉴定组的成员都是医方的同行或同事，“鉴定结论”是否正确，是否公正，难免受到质疑。直到2011年6月患方到太原市某人民法院起诉，至今已两年半过去了，还在解决中。小媛媛的右眼因出现眼球萎缩症状，于2013年2月被摘除，安装了活动仪眼球。由于多年的痛苦折磨，学业也荒废了。由于手术的错误，影响了媛媛一生的命运和前途。10多年来给患方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已使患方难以承受。患方万万没有予想到，维权之路尤如马拉松赛道，不知能否坚持走到终点。 有些患方并不愿到上级状告医院，不想与医院闹僵，但医院总是推辞病人说：“你们到上级去告吧，若判医院有错，该赔多少，就赔多少，一分钱不少你的；若判医院无错，一分钱也不给你。”话说得很绝对，很绝情，没有协商的余地。迫于医院的欺侮，患方咽不下这口气，便决定上诉。多数患方不并要求医方能赔付多少钱，而是要求医方解释清楚，给患者一种精神安慰，一种心理平衡。以上两个案例，若有第三者从中调解，双方都会有好的结果。 当地卫生局有解决医疗纠纷的职责，但卫生局是靠专家的“医学鉴定”作裁决，一是拖的时间长，二是认为专家鉴定不公正。所以有些患方不愿找卫生局，而直接找医院闹事。“医学鉴定”对处理医疗纠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决定性，但它不能从思想上消除矛盾。思想问题没解决，就难免要用其它形式发泄内心的不满，为医生的安全，社会的安定埋下隐患。这几年由于无人管，有些人尝到了医闹的甜头，个个仿效，无论纠纷大小，都向医院讨钱，来势凶凶，就像日本鬼子进村庄，吓得医生东躲西藏，因没有政府军出现，他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