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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 －－ 对国家兴衰或经济荣败的尝试性探究 张宇燕 一、引言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第四幕中借李尔王之口道出了这样一句台词：“当我们降生时，我们为跨进由笨蛋们所设计的伟大剧台而哭泣”。不知道别人如何理解这句话，但在我看来，这座“舞台”的基本构架便是制度，准确讲是既定的制度；而“由笨蛋们所设计”，则一语道破了作者对既定制度的不满，或者说，它暗示了制度的不完善性。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个人理性），那么究竟为什么人们要去设计并创造出与自身利益不甚吻合、或干脆是背道而驰的制度（即“制度悖论”）？在假定了“制度→人类选择→经济结果”之间的唇齿关系之后，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变成了如下形式：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去选择、或干脆说是默认了使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期停滞或趋向衰败的制度？本文试图解答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二、几个重要概念 为了尝试性地回答上面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给出几个有关的重要概念。考虑到概念乃理论的浓缩，故对它们的讨论亦为后文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１、个人理性 广义而言，理性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它同在给定条件或约束下最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相关。具体讲，理性大致有下述三项内容：甲、存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备选或替代方案；乙、每一种方案均对应着某种特定的预期净收益，或满足程度，或目标实现程度；丙、人们总是选择那个能够带来最大预期净收益的方案（西蒙，1964）。显而易见，我们实难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来否认人们的选择行为总是在遵循着上述理性原则。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家把人都视为“经济人”。在此有必要说明一点，我使用“预期净收益”这一概念，目的是强调人们在做出抉择时总是要把达到其目标的各种成本考虑在内的，起中特别包括所谓信息成本和违背既定制度而可能招至惩罚的机会成本。 ２、制度 在我看来，制度无非是那些人们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规范人类选择行为的习惯和规则。习惯多指文化传统或风俗、禁忌等等（沃勒，1988）；规则包括各种法律、规定及政策等等。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对具有宽泛内容的制度自有其关注重心，即与保护个人或集体财产权利密切相关的制度（戴姆塞茨，1967）。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制度始终扮演着人类选择过程中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之一的角色。换言之，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只能是在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尽管制度本身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３、制度理性（或适宜制度） 所谓制度理性，或适宜制度（张宇燕，1991）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的均衡状态，其中个人的最大化行为既与他（她）的预期净收益相吻合，又同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不仅如此，此时已经不存在通过改善或调整现行制度来增进个人福利并节约社会资源的机会了。该制度状态所对应的经济结果（如增长率、效率、稳定、公平等）相对于其他各种制度状态的对应物而言更优，可以被看作为制度理性的另一附加条件。注意，我在此所说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是有其现实的“载体”的，即民族国家或地区。这一点也就自然意味着，特定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形形色色之环境（其中包括初始资源与技术，人口，资本）以及特别重要的初始制度，是构成特定制度“载体”的核心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寻求制度理性十分类似于一个多种约束条件下的“极值”求解问题。不言而喻，它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状态。这也恰是我又将它称之为适宜制度的基本原因。 ４、“制度悖论”（或“制度非理性”） 对此概念我定义如下：理性的个人本着最大化原则所选择的制度，通过它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其结果却逐渐地偏离了资源有效配置这一目标，并最终违背了个人追求最大福利的初衷。换言之，“制度悖论”指的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人的最优行为－－即个人理性，并未实现制度理性；其结果并未与适宜制度所对应的结果相吻合。说残暴的奴隶制度的选择者仅限于奴隶主阶级恐怕不那么公平。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要是没有深受其害的广大奴隶对该制度的默许及情愿地或被迫地接受，奴隶制度还会出现并且存在那么长久吗？个人的最优行为，引致的却是最终于己不利的糟糕后果（张宇燕，1989），人类对制度进行选择的这壶“茶”品到此时，“悖论”的味道也就出来了。给该概念打上引号，是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所谓悖论都具有其存在的坚实理由。 在这里有必要顺带补充说明的是，“制度悖论”与制度均衡（戴维斯和诺斯，1971）完全是两个概念。它们虽然都涉及到制度，但制度均衡指的却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制度“投入”增加（可以被理解为制度的任何形式的改变），对“投入者”（可以被理解为各种利益集团）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尽管既定制度可能本身带有“悖论”的性质。换个角度看，制度均衡指的是某种制度安排之状态，而制度悖论则是指某种制度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