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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与RD资源：中国创新的投入产出分析古利平?张宗益?康继军（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创新在当今世界性竞争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作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创新资源——无论是用于创新投入的资金或是受过相当教育的研发人员，均十分稀缺。这就要求在对国家创新投入进行决策时，必须要有坚实的科学根据，以使我们有限的创新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科技数据的限制，有关中国创新投入产出的定量分析相对贫乏。本文希望通过对创新投入产出的数量分析，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使决策更为科学客观。一、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目前国外关于创新投入产出的数量研究较多，这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创新投入产出问题提供了指导。库兹涅兹1962年提出——理解技术变化在经济中所起作用的最大障碍在于学者们难以将创新量化。技术变化的衡量涉及到创新过程的三个主要方面：①创新投入，如资金和人力资源；②中间产出，如新发明和新知识；③创新的最终产出，如不断提高的收入和利润（Acs等，2002[1]）。经济学界在衡量创新的投入产出时一般采用研发投入和专利活动作为近似指标（Cuddington, 2001?[2]?）。在考察创新投入时，研究者一般采用RD费用或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这两项指标。创新产出数量指标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经济学家们通过RD这种创新投入来近似表示创新产出，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专利作为衡量创新产出水平指标得到了广泛应用（Griliches, 1990?[3]?）。专利数据在创新分析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Arundel 2001?[4]?）。有的学者认为专利作为创新产出指标有其天然的局限性（Furman等，2002?[11]?），因为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专利倾向不同（Griliches, 1990?[3]?），不同行业和公司究竟是采取专利还是商业秘密来保护创新成果，要看哪一种方式更能防止竞争者模仿，哪一种方式带来的利益更大（Arundel, 1998[12]?）。不是所有发明都可获得专利，不是所有创新都会申请专利，不同专利质量不同，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有天壤之别。尽管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数据容易获取，和创新关系密切，而且多年来专利标准客观、变化缓慢，所以专利仍是衡量创新活动的相当可靠的指标（Griliches，1990[3]；Acs等，2002[1]）。学术界利用专利数据对创新活动进行了广泛研究——有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利用专利分析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Mazzoleni等, 1998[5]，Jaffe 2000[6]，Groshby, 2000[7]），或是估计国家或国际创新过程（Guellec等, 2001?[8]?），有些从产业角度来衡量创新（Abraham，2001?[9]），有些学者从微观角度利用专利分析帮助公司制定创新策略（Waterson 1990[10]，Arundel, 2001[4]）。利用专利来分析创新的投入产出数量关系始于20世纪60年代，Schmookler（1966）、Scherer（1965）是早期研究专利与RD关系的两位学者，80年代后从事相关研究者甚多，如Pavitt（1983）、Acs等（1989），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RD和专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R2超过0.9，对美国的研究表明专利对RD的弹性在0.3~0.6之间，即使考虑到滞后效应也是如此（Griliches, 1990?[3]?）。遗憾的是，尽管利用专利分析创新的论著非常丰富，绝大多数研究却是针对发达国家的（Mahmood等，2003?[13]?），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甚少。二、研究内容与指标选择（一）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始于我们注意到的一个不寻常现象，就是中国的专利与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率、专利与实际RD费用比率（图1）随年份而呈现的变化趋势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实际RD费用指换算成不变价格的RD费用，采用实际RD费用是为了消除价格变动因素以使各年指标具有可比性，本文使用GDP缩减因子，将各年RD费用折算成1990年不变价。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专利与科学家和工程师之比在18年间总体呈增长态势，专利与实际RD费用的比率变化比较平稳，而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专利与实际RD费用的比例及专利与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的比率一直稳定下降，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也是如此（Kortum，1993[14]，Evenson, 1993[15]）。1990年美国专利与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例只有1969~1970年水平的40%。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创新投入产出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技术机会耗尽导致了发明者生产效率下降。Griliches（1984）则认为专利倾向下降也会引起比率下降，Evenson认为需求是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