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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阁”研究论文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回顾论文：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摘要：“魁阁”堪称中国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黄金时代的重要实验室，在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魁阁成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70年过去了，“魁阁”的遗产我们究竟理解了多少？面对“魁阁”的遗产我们做了什么？该做什么？怎样做？仍然是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探索的重要问题。 被谢泳称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魁阁”，〔1〕于1940年至1945年荟萃了当时中国顶尖的一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是费孝通、张之毅、陶云逵、田汝康、许烺光、史国衡、胡庆钧、2〕(p73)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主要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许烺光的《祖荫下》，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 通过对“魁阁”历史的探究和总结，我们不难发现，“魁阁”遗产应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魁阁的学术财富”，二是“魁阁精神”。 “魁阁”的学术财富是指“魁阁”成员在“魁阁时代”形成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当然，不仅仅指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形的一本本专著，以及一篇篇调查报告和论文，主要还应包括其间所蕴含的学术史及学理内涵等无形财富。“魁阁”集团的形成、地位及魁阁成员的学术背景是“魁阁”学术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停留在对“魁阁”集团的一般介绍上，缺乏学理分析，对魁阁成员学术背景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对魁阁其他成员的研究涉及甚少。至于魁阁成员研究问题的宗旨和目标，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忆魁阁》的文字中所说，“（魁阁）是在吴老师（吴文藻）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2〕(p4)这也正是被称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学术理想，那么，“魁阁”集团的践行结果怎样？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有何意义？“魁阁”之后，是不是真的陷入了“当下人类学界显然太热衷于用中国的个案检验最新的西方理论，让我们惭愧的是在学科中国化和本土化口号喊响了很多年之后，中西理论对话基本上仍3〕的困境。“认识中国社会”是费孝通先生也是“魁阁”集团的学术追求，那么在功能主义理论视野下，“魁阁”集团从“人文区位法”到“类型比较法”认识中国社会的模式做出了什么贡献？这种认识中国的模式是否已经终结？费孝通先生的功能理论或是陶云逵先生的德国理想主义在中国的践行及意义如何仍旧是我们继承和反思的重要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说：“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采取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4〕(p4)那么，“魁阁”学风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又作了哪些反思？我们该如何继承和发展呢？ 1945年，费正清夫人在访问了魁阁后曾经描写到：“（魁阁）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5〕(p75）物质条件差并没有影响到这些青年人的研究工作，他们反而在乐观的情绪中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他们没有钱从事大规模研究计划，没有钱雇助理和秘书，甚至于买不起照相机和胶卷等简单器材。出版物大部分是油印的，费孝通花了很多时间刻蜡版和印刷。他们虽处于贫困之中，也自得其乐。没有书籍，没有助理而又居住在农村，于是他们发展了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游击战术’，后来又发展了有关人员之间的小规模研究。他们团结一致，目的性强，相信他们的研究一定会为战后的重建提供依据”。〔5〕(p76)魁阁6〕(p23)作为“魁阁”领军人物的费孝通先生，“一直对魁阁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谈到‘魁阁’精神，希望能以‘魁阁’精神来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7〕他饱含深情的说过：“这一段时间的生活（‘魁阁’时期），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8〕这就是“魁阁”精神的最好总结。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重建开始之后，对“魁阁”遗产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论文及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专著中有所涉及，真正对“魁阁”遗产展开比较集中、系统的研究应该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 1993年，周美林发表了《费孝通与魁阁研究室》〔9〕一文，这是以“魁阁”为直接主题的较早成果，该文简要回顾了“魁阁1998年，谢泳发表了《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一文，该文认为“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上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1〕该文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魁阁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集团的真实存在，并且认为只要有人才和学术环境，在多么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