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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一、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政策 1.“党化教育”的实施和废止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并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党化教育”的概念由此推衍而出。1926年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提出“党化教育”口号。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也提出要实行“党化教育”，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了“党化教育”的涵义：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校课程，不仅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做党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所提倡的“党化教育”目的在强化国民党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出台后立即受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国民党内部对“党化教育”的解释也存在分歧，后以“三民主义教育”代之。 2.“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颁行 （1）“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产生 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教育方针及实施原则案》，认为应当确立全国统一的教育方针和实施原则，并指出“中华民国今后之教育，应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经大会议决的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于4月26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通令颁行，其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配套公布的还有《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如何落实“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作出了具体规定。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最终形成。 （2）“三民主义”教育的实施原则 为了落实和强化“三民主义”教育，1931年6月，在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民国教育宗旨及其方针政策。同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7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分别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蒙藏教育、华侨教育、派遣留学生等八个方面，规定了具体的实施“目标”和“纲要”(包括课程、训育、设备三个细目)。 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1929年与教育宗旨配套公布的实施方针进行修订，并再次公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原则与方针至此完备。 “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政策使国家实施教育变得有法可依，有序可循，对民国教育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的稳定发展确有指导作用。但“三民主义”教育本质上又是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统治在教育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在推行过程中，“三民主义”教育事实上成为维护和粉饰专制统治的工具。 3.“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 遵循战时教育方针，国民政府为保存教育实力，采取了以下措施： （1）高校迁移，将一批重点大学迁西南西北，调整重组。 （2）学校国立，保障部分学校正常办学。 （3）建立战地失学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培训流亡失学失业青年。 （4）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 由于这些措施，使国家的教育事业未因残酷的战争而中辍，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国民政府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核心的抗战教育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政策，它建立在对战争持久性的抗战形势估计的基础上，坚持“抗战与建国兼顾”的原则，没有因抗战而放弃正常的教育，顾及到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这一政策客观上维持了教育的连续性，为今后的国家建设培养、储备了一定的人才。当然，这一政策也成为国民党控制教育、抑制民主思想发展的工具。 4.《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教育法规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2月25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当年12月25日实施。 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中有关教育的条款可谓比较详细和全面的，令人民尤其是教育界感到鼓舞。但这个宪法其实并不真代表国民政府统治者发展教育的愿望。随着内战的挑起，宪法的教育规定也成为了名不符实的一纸空文。 二、国民政府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措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注意教育问题，并能根据政治和经济需要来发展教育，其统治时期和统治区域的学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