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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怀疑”的终极追问作者：李勇《人民检察》第2014（8）(上)“合理怀疑”规则构成了英美普通法系刑事诉讼的根基，其无穷的魅力甚至使得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也羡慕不已。蹒跚学步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模式的纠结中踉跄前行，终于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时经“经不起诱惑”，在证明标准中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证据确实、充分”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再次点燃了人们对什么是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的可操作性标准是什么等类似问题的追寻与探索。一个案件的证据达到什么样标准才能定案？如何判断一个案件的证据是否达到这样的标准，这是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永恒难题，人们甚至将证明标准问题喻为证据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我国刑事诉讼在立法上一直以来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经过我国学者多年的强烈呼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引入了“合理怀疑”这一术语。简单的术语引入或许是容易的，但是如何解释和把握“合理怀疑”的操作标准？如何在司法中适用？仍然是个远未解决的难题。然而，哈佛大学威廉姆·J·斯顿茨教授对耶鲁大学詹姆士·Q·惠特曼教授所著的《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以下简称《合理怀疑的起源》）却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