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社会文化史意义.docVIP

洛阳伽蓝记社会文化史意义 　　《洛阳伽蓝记》以北魏都城洛阳佛寺兴废为题,记述了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65380;人物#65380;风俗#65380;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该书不仅可视作了解北魏洛阳佛教史及社会政治史的辅助材料,而且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65377;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洛阳伽蓝记》的内容涵盖了地理#65380;历史#65380;宗教#65380;风俗#65380;文学等各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资料价值#65377;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8-0105-05 　　常 新(1971―),男,甘肃靖远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65377;(陕西西安 710071)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塑造民族精神研究”(05C001Z)的阶段性成果#65377; 　　 　　北魏人的著述传世者不多,其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65380;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f之的《洛阳伽蓝记》可谓北魏的三部杰作#65377;《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f之生平事迹于正史无传,《广弘明集》中《高识传》有杨?f之名#65377;卷末说:“杨?f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65377;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65377;”[1](P12A)而《续高僧传》中《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四》记到“(常景 李廓 宝意 觉定 法场 智希 杨?f之 昙显 智贤 法希 藏称)是何流支,迄今群录译目相涉难得详定,又期城郡守杨?f之撰《洛阳伽蓝记》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氏之言#65377;并理在人区而义非天外#65377;”[2](P429 A)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广弘明集》中杨?f之是以排佛#65380;反佛的面目出现的而《续高僧传》中杨?f之则和佛教徒列在一起#65377;我们结合《洛阳伽蓝记》中杨?f之的自述可以清楚看到《广弘明集》中对杨?f之的评价是正确的#65377; 　　《洛阳伽蓝记》主要是记载北魏京师洛阳近四十年佛教寺塔的兴废,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洛阳在政治#65380;经济#65380;文化及人民生活的场景,这些记载为研究北魏中后期人与人#65380;人与社会之间生活方式及其观念提供了生动#65380;详实的资料,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史意义#65377; 　　 　　一#65380;感念#65380;存留故国文化的文化意识 　　 　　陈寅恪先生认为历史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是文化发生问题#65377;[3](P323)而影响文化发生#65380;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民族文化冲突和社会内部各集团力量的升降,因此,文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65377;由于这些条件可能关系到国家#65380;文化还有政治维度#65377;[4](P11)我国的历史记载有正史#65380;野史之分,正史的体制特点在于其简约,同时正史在作史过程中尽管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但有时往往会牵扯到当时统治者的某些忌讳而对事实记录不全,同时在修史过程中,哪些史实不可记,哪些史实可记,都渗透修史者个人的爱憎情绪,最终造成史料的详略不当,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全貌#65377;而《洛阳伽蓝记》作为相对正史而言的野史或轶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正史上述缺陷#65377;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杨?f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65377;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阙,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巨细毕陈,本末可观,足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核已也#65377;”[5](P366) 　　北魏拓跋氏崛起于北方广漠之间,后来占据中原,孝文帝迁都洛阳,用夏变夷,声明文物,使北魏在政治#65380;经济#65380;文化等方面极盛一时#65377;到世宗由于崇尚佛教,忘其国恤,致使国势衰落#65377;及胡太后临朝,宦官当道,外藩首祸,变故迭起#65377;至永熙三年(534年),京师迁邺,政权旁落高氏,北魏王朝名存实亡#65377;这一系列历史变故杨?f之皆亲眼目睹#65377;他把洛阳一地的状况前后对照,两两相形写来,抚今思昔,怵目惊心#65377;杨?f之于自序中云:“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65377;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65377;墙被蒿艾,巷罗荆棘#65377;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65377;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