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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 　　提 要：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关键词：传记；节士；处士；范晔；《后汉书》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2.006 　　《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是研究东汉“处士”活动的基本史料。 　　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和川胜义雄立足于政治史的角度，探讨“处士”在东汉末的表现。增渊龙夫将此传中出现的徐?W、姜肱看作“具有逸民风范的人士”。川胜义雄则以为这些人和范晔《逸民列传》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人物不同，他说：“他们虽然关心政治，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识，但仍然断绝了出仕于当今的念头，也就是立志作一个处士。”因而可以将此传称为“处士传”。1 　　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台湾学者王仁祥等，立足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探讨隐逸思想和逸民群体的形成与流变。文青云认为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诸人，是“能够审时 　　度势、在仕与隐之间做出完美抉择的人们”。1王仁祥将东汉的隐逸者分为“先隐后仕”、“先仕后隐”和“终身不仕”三类。在最后一类中，王仁祥注意到《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记载的人物已经不是常识中的山林隐逸，他们与《逸民列传》中的逸民因是否“识去就之概”而分成两类。这一观点已经试图从合传原则来探索传主之间的差异，惜其仍在“隐逸”的框架下进行探讨，无非是着意对隐逸者进行区分。2 　　这些研究往往较少辨析“处士”、“节士”以及“隐逸”诸多概念的差异，不能达到清晰地揭示汉末的政治图景的效果。3 　　既然范晔《后汉书》中专设《逸民列传》，又另设《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两传即便存在联系，其中人物亦不应混为一谈。换言之，不能不考察本传中人物形象的形成过程，想当然地将其视作隐逸之流，更不能简单地将“处士传”等同于《逸民列传》。 　　由于范晔整合诸家《后汉书》而成己著，其书的史料来源班班可考，学界亦对《后汉书》的传记形成做了尝试性的工作。4那么，从《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文本出发，思考范晔对先前诸家《后汉书》相关史料的利用与整合，分析此传中人物构成及历史形象，进而思考本传形成的原因和内在理路，是更为基础且可取的作法。 　　一、两汉“节士”与“处士”的联系与区别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中首先记载了太原闵仲叔和荀恁二人事迹。前者“世称节士”，后者“亦修清节”。5所谓“节士”，在两汉之际有着特定的含义，指的便是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 　　《汉书》和《后汉书》对“节士”多有记载。《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即可视作《汉书》中的“节士”合传。实际上，《东观汉记》中已经包含了“节士”的情况。如周泽，“少修高节，耿介特立”；逢萌，“少有大节，志意抗厉”，王莽居摄时“即解冠挂东门而去”。6范晔《后汉书》对不仕莽朝的士人的考语，往往不脱“节”字。如宣秉“少修高节”；胡刚“清高有志节”；王霸“少有清节”；楼望“操节清白”，蔡坚伯、蔡游君“并修清节”，等等。1 　　《史通?古今正史》载汉安帝时诏刘珍、李充诸人“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2所谓“儒林”、“外戚”，都是《史记》、《汉书》中固有的标目；“名臣”，更是两书收录人臣的基本原则；“节士”上升至与诸目并列，成为选择人物的一个标准，不得不说是对两汉之际“节士”风潮的反馈。 　　“处士”最初用以指代不为政府所利用的士人。3如《史记?魏公子列传》有“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4《史记》中战国秦汉“处士”本无学术派别和政治倾向的限定。如吕尚，“处士，隐海滨”；5王生，“善为黄老言，处士也”。6《滑稽列传》东方朔称：“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K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7吕尚、王生、许由、接舆、范蠡、毛公、薛公这些政治背景不同，学术主张各异的人物可并观，反映出战国至西汉中期，“处士”基本维持其本来含义。 　　西汉后期，有观点认为“处士”应为天子之辅弼。《汉书?李寻传》有“少微处士，为比为辅”。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处士儒学之官，为太微辅佐也。”8以天象应人事，实则反映了西汉儒学大盛，非儒生?y以入仕的现实。在汉代人的观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