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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理性合理性限度与生态理性价值转向 　　摘要：工业现代化以来，科技理性由抽象思辨的理性逐渐嬗变为具体实证的理性，荡涤了自由、解放和人文价值理念的科技理性暴露了自身发展的合理性限度。在“生态”理念的引导下，应当寻求“生态理性”的道德合法性并积极建构“科技理性生态理性”辩证融合的生态体系，使“科技理性”成为“生态理性”，不仅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的理论旨归，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科技理性；合理性限度；生态理性；道德合法性；生态张力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3-0028-05 　　 　　近代科技理性的浪潮是伴随着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科技理性在解放人类劳动、改善人类生活状况与推动工业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其认知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已得到普遍而广泛的认可。然而，科技理性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地把抽象思辨的理性嬗变为具体实证的理性，另一方面逐渐把对人的道德关怀从其关注视域中排除出去，科技理性的无节制发展把人类一步步逼向“物化”的深渊，“在痛苦的反思中人们终于醒悟，对人性的摧残和对生产的破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科技理性发展具有自身的合理性限度，以“生态”理念引导科技理性的创新与应用，开拓“生态理性”的研究视野，建构“科技理性――生态理性”的合理“生态”体系，使“科技理性”成为“生态理性”，不仅对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使命。 　　 　　一、科技理性的合理性限度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意识伴随着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而觉醒，逐渐产生了以经验实证、分析还原与演绎归纳为特点的科技理性思维。科技理性是人类运用其独特的理性思维的力量在追问自然的合理性以及对自然进行理性探寻的过程中萌生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传统的科技理性思维模式强调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分离，用机械还原和分割的方法通过对部分和要素的精微分析达到对整体的把握，以分析与综合的单向度逻辑思维程序认识和把握客观自然规律，制定发展规划，寻求思想的精确性与合理性。在科技理性的指导下，现代人类能够运用生态科技缓解能源短缺问题和环境污染难题，创造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并且，科技理性认知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排除了主体认知的随意性和主观任意性的干扰，在对真理的把握上体现出一定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从而促动了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跃迁。 　　然而，科技革命的进展却伴随着生态困境的萌生与人的精神失落等科技后果。在机械论自然观的支配下，传统意义上的科技理性荡涤了自由、解放和人文价值理念，在追求精确化、标准化和工具化的理念模式下带给世界的是缺乏生命关爱的非人化技术统治，当把生命自然世界作为认知工具和手段进行技术化操纵时，也就失去了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伦理关怀”与“道德关注”。随着科技理性的不断膨胀和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的日益萎缩，伦理世界逐渐从科技世界和自然世界隐退，从而给人类的生命世界制造出一种天然的道德屏蔽，这就是，“真”成为科技活动的唯一目的，“善”服从、服务于“真”并逐渐式微。随着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科技的异化与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激烈冲突，引发生态困境，暴露出自身的合理性限度。 　　首先，科技理性运用其特有的“理性”能力对生态自然和社会共同体进行设计和改造，却暴露出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操纵、控制甚至奴役的“合理性”弊端。它高度宣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和理性意识能力，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人生而自由”、“我思故我在”，人类凭借科技理性的认知活动便可以控制自然、认识世界，人类经过科技理性的思考便可以实现行为的合目的性、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却破坏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造成了对自然的压迫与统治。 　　其次，科技理性在对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把握中萌生了“中心”、“原则”意识，在对普遍性思维的强调中带来本质主义与还原主义的“逻各斯”情结。科技理性主义认为世界存在某种终极的数理逻辑，人类的理性思维意识必须与之符合，于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产生成为必然，本质主义的指导理念必然从认识上和实践上对一切“异端”进行摒弃，引发人类的精神信仰危机与社会的文化危机。 　　针对于此，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反科学主义和罗马俱乐部的技术悲观主义思潮竞相萌生，欧洲“绿党”组织甚至主张落实于现实实践行动，通过日益升级的过激的社会运动形式干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继续发展。美国史学家怀特同样认为当代环境困境与科技理性息息相关，并且科技理性产生于基督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中，“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新宗教，或者重新思考我们的旧宗教，否则，更多的科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