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论视角剖析程朱格物致知论困境.docVIP

从《实践论》的视角剖析程朱“格物致知”论的困境 　　 摘 要：程颐、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形上学，其本质论前提是“理”的本体论，其识论前提是主体和客体的相对二分，由于这一理论在主张认识自然事物的同时未能提供切实有效的认识方法，使“格物致知”陷入困境，目前未能实现向近代科学记识论的转型。 　　 关键词：程颐；朱熹；“格物致知”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240-02 　　 　　 毛泽东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创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成果。而“格物致知”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是对认识活动的一种总结和归纳。本文基于《实践论》的视角来剖析程朱的“格物致知”论，以《实践论》中阐释的认识辩证发展过程，分析中国哲学史上“格物致知”论的演进，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认识发展的探索历程，考察其得失，从而对中国哲学在现代语境下的新发展有所裨益。 　　 一、程颐、朱熹对“格物致知”论的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论述主要包含在“格物致知”的阐释之中。当然，《实践论》和中国古代“格物致知”论是用不同的哲学范畴论述认识问题，但其内涵和本质却有着内在区别和联系之处。 　　 关于“格物致知”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礼记·大学》一书中，但书中并没有具体的解释其含义，这为后世哲学家、思想家留下很大的思维空间，他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做出不同的诠释，也因此众说纷纭，歧义很多。北宋时期，由于理学的创立，科举取士的需要，《大学》地位的提高，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越来越多，也更加复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诠释。 　　 1.程颢、程颐对“格物致知”论的诠释。程颢、程颐认为，人心中本来固有知识，由于被外物所蔽障、引诱，使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固有之知，所以要通过“格物”去掉蔽障来认识自己，获得知识。因此，程颐对“格物致知”做出自己的解释。他说：“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1] 训“格”为“至”。“格物”为“至物”。格物就是于物而穷其理。关于所“格”之“物” 程颐认为有两种：一种为“外物”，“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另一种为“性分中物”，如“君臣父子间”之人伦关系，前者是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质现象，后者是社会人生中的道德伦理现象，二者都需要认识，不可偏废。 　　 由于“理”与“心”为一，所以“格物”是一种在本心、自身用力的内省工夫。他说：“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 [1] 同时，程颐认为，“格物致知”是一个认识积累的过程。格物穷理需要一件一件的格，积习多了，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豁然贯通，脱然觉悟。这跃迁式的贯通是有一定的道理，在形式上潜含着认识论的框架，似乎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然而，他的主旨并不是通过对事物的表面现象分析、加工、改造，来认识体察一物有一物之理，而是体认、觉悟万物皆出于“一理”。一物一物的“格”，只是体认“一理”的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体认万物皆出于“一理”。因为“理”是最高本体、万物本原，所以体认了“一理”，则万物皆知了。而且，程颐的“格物”是不同于《实践论》所述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而是脱离感觉材料，在意识领域里的活动。尽管其格物穷理的途径是多种多样、不拘一途，但他的格物过程主要还是考察分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合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标准、要求。另外，程颐以为“格物”后，即可“致知”，则认识至此便完成了。并没有明确表达用体认到的“知”去指导新的实践，从而，使他的认识论还留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朱熹对“格物致知”论的发展。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格物致知”论。沿着着程颐的理路，朱熹讲得更为明白。他提出：由于所“格”之“物”有两种，因此“格物”所得之“理”亦有两个，即“格外物”而得到的“所以然”之“理”和“格”“性分中物”而得到的所当然之“理”。朱熹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朱子语类》卷十八）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人们通过一物一物的“格”，积习多了，“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便会“豁然贯通”。他说：“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但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此一项尤有意味。” [2]因为万物皆有理，为了认识、体察万物之理，故要格万物而知其理。换作近代认识论观之，积累于推类就是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先认识各种特殊的事物，当对特殊事物的认识达到一定量的程度时，便可以从中归纳出一个普遍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