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特点.docVIP

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内容提要：从历史编纂的角度，对南宋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及与此相应的历史编纂经验的积累，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以及对历史编纂的新认识作系统的考察，阐述其与时代特点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变革中求创新的丰富内涵，对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历史编纂　时代特点　体裁创新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135－07 　　 　　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及所取得的具体成就，以及对史官修史制度利弊得失的反思是探讨南宋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就具体的历史编纂角度而论，南宋时既有新的史书体裁的问世，也有编年体史书的创新；同时，它又与历史学的经世功能产生密切的关联，加之一些卓有识见的史家通过“会通”的路径尝试历史编纂的改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不断向前发展。 　　 　　南宋官修史书制度的发展及编纂成就 　　 　　南宋时，汪藻曾奏：“本朝宰相皆兼史馆，故书塌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条而成之，谓之实录，所以备记言，垂一代之典也。”此项概括较为全面，为我们总结南宋官修史书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宋代专门设有起居院。元丰改制后，以注记案为修注机构，起居郎、舍人为修注官；南宋修注官的除授，大抵沿北宋之制，淳熙十五年(1188)后偶用资浅者，称权侍立修注官。其修注内容如周必大所撰《起居注稿》载绍兴三十二年(1 162)六月十一日、十二日、八月十四日三天关于高宗禅位、孝宗诣德寿宫请安、孝宗君臣上太皇太后宝仪式，以及群臣前后所议太皇太后尊号之事，②非常具体。起居注的修撰时常受到时局的影响，但南宋史官往往能恪尽其守，如陆秀夫在德?v元年(1275)兼权起居舍人，后流亡海上，依旧“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固然而南宋时已有学者指出起居注有其局限，“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只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因此需要通过时政记加以补充。 　　元丰改制后，三省、枢密院分别设有时政记房，作为汇聚材料、撰录时政记的机构。其史料来源一是宰执大臣对于军国政要的记录，二是中书与枢密院日常事务的档案材料，三是政府百司、内外臣僚的章疏表奏。南宋初因政局动荡时政记往往失修，但形势稍加稳定后，就加以追补，如绍兴四年(1134)诏“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已后，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已前时政记，各令元任宰执省记，编类闻奏”。后分别有张守省记编类《枢密院时政记》和李纲《省记建炎时政记》各二册上进；另有压缩时限的举措，孝宗乾道七年(1171)改时政记月修为旬修。在撰修模式上，张渊曾道：“枢密院时政记，系本院诸房应降圣旨，按月作时政记，编修官删定。”至于三省修注时政记，“(建炎四年)六月十八日，诏以诏跸越州后行遣过圣旨等文字，依自来条例，关送时政记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神宗以后事，注明引自中书与枢密院时政记者甚多，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往往注明其史料来源于时政记。然如金毓黻所论，“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或可补记注之不备，《宋史》取材，多出于是，然以所记，多有文饰，往往难餍人心”。此项评论实事求是。 　　日历修撰机构初属编修院，元丰五年官制行，属秘书省国史案，“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日历纂修，采编年之法，一如起居注和时政记，同时还注意记述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因此往往被称为囊括一代史事的资料长编。明代徐一夔曾评“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较北宋而言，南宋日历修撰的成果比较明确：绍兴二年，从汪藻之请修《元符庚辰以来诏旨》。孝宗时，撰成《钦宗日历》七十五卷，至于《高宗日历》，前后所论著，共成一千卷。光宗时修有《孝宗日历》二千卷，宁宗时修有《光宗日历》三百卷、《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理宗日历》现知有二百九十二册。北宋所修日历卷帙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数量有限，而南宋高、孝、光、宁、理五朝篇秩就达四千卷左右，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前者。 　　宋会要所之设，与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同其重要。元丰改制，于秘书省置局，有提举、看详、编修、检阅文字等官。南宋自孝宗以后，皇帝继位即开修本朝会要，宁宗嘉定七年(1214)以后，又规定会要等书二年一具草缴进，制度相当完备。《会要》资料主要依据《日历》与《实录》。北宋所修分别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