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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帮文化视阈下的江南民间歌谣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摘 要：本文拟从商帮文化的视角，从保护历史遗存的观点出发，做好江南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从源头追溯江南民间歌谣的发展脉络，重点分析江南歌谣反映的历代尤其明代以来的商业生活和商业伦理，从微观上爬梳江南地域的民间歌谣，研究其发展脉络可以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和历史。反思当今商业迅猛发展下的商业道德等问题，以期对其当代价值重估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关键词：商帮文化；江南民谣；当代价值 　　民间歌谣是人类口耳相传的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上爬梳江南地域的民间歌谣，研究其发展脉络可以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和历史。吴越文化背景下的吴歌研究近年为众多学者关注，但由于吴歌受限于吴语地区，现将“江南地区”纳入研究范围，将其外延扩展至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这与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商帮形成地域相吻合。 　　本文拟从商帮文化的视角，从保护历史遗存的观点出发，做好江南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从源头追溯江南民间歌谣的发展脉络，重点分析江南歌谣反映的历代尤其明代以来的商业生活和商业伦理，反思当今商业迅猛发展下的商业道德等问题，以期对其当代价值重估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 研究的意义及其背景 　　历史学界对“江南”争议颇多，李伯重提出划定“江南地区”的两个标准：地理上的完整性及该地区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经济水平的接近性。徐茂明撰写的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模糊界定“江南区域”的做法给本文以启发，现将其外延扩展至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 　　吴歌是吴方言地区的民间歌谣的总称。江南民间歌谣多集中在对吴歌的研究上。吴歌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潮阶段：南朝乐府的“吴声西曲”，明晚期冯梦龙《山歌》、《挂枝儿》民歌集成以及近现代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歌谣收集及研究。对吴歌的研究不乏扛鼎之作，但从商业尤其是商帮文化的视角切入较少。综合众多学者意见，现阶段对吴歌的研究多集中于词曲的收录；吴歌流变与传承；从文学角度和音乐角度分析词曲唱法等；另外人类文化及民俗角度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值得一提的是，徽商与歌谣的关系近年来为学者专门提及，王振忠《新安江的路程歌及其相关歌谣》研究徽商经商的路线歌谣；何根海《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艰苦卓绝、积极创富的心态以及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民俗文化。 　　商帮文化是地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综合。从国内现有文献来看，对明清十大商帮中势力影响最大的晋商、徽商研究较多，其次为福建商帮（闽商）、宁波商帮（甬商）和广东商帮（潮商）研究，但从数量上已经大幅减少，再次为山西商帮，而山东、陕西、江右、龙游、洞庭商帮，研究文章均不足百篇。众多学者认为诚信守则，仁德至上是明清商帮共守的原则。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商帮文化差异性很大：晋商“学而优则贾”、徽商“贾而好儒”、“钻天洞庭”审时度势、宁波商人敢为天下先、遍地龙游“无远弗届”。不可回避的是，商帮文化也存在不足：官商结交极易滋生腐败、缺乏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契约精神等。 　　江南吴地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展的重地，商业发达，都会繁华。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民俗民风不同，势必形成明显的地域差异，而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必定得益于背后的文化因子支撑。吴越文化的尚德明礼、务实进取、利义兼顾、顺应时势、刚柔相济、兼容并包对商帮文化乃至民间歌谣都有深远影响。 　　2 商帮文化与江南歌谣的商帮特征 　　2.1 江南地域商帮文化 　　明清以来，兴起于苏州东西两山的洞庭商帮、浙江中西部的龙游商帮、浙东的宁波商帮以及商业活动主要集中于江浙的徽商深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形成各性鲜明的商帮文化。 　　洞庭商帮尚德明礼、善于审时度势、顺应时势、把握时机、稳中求成；徽商崇尚程朱理学，“贾而好儒”，讲究“以儒术饰贾事”“以义取利”；浙东学派影响下的龙游和海洋文化孕育下的宁波商帮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险，开拓进取、强调利义并举。（表1） 　　2.2 江南歌谣商帮特征 　　江南水乡河网密布，太湖流域素来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乡出行主要以舟船为主，由于行船时间长，文化生活贫乏，所以船歌就成为水路贩运时主要的自娱形式。船歌、渔歌抒发着船夫内心的酸甜苦辣，表达着离愁别恨，情意绵长，同时也体现商人特有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贩走于水路之上的商人歌、水路行程歌。《水路歌》记录了宁波镇海口到南洋大陈渔场水路交通线路，这条航线也是船老大凭借多年的经验，将沿途经过的岛礁、山头、岙口、洋面等连缀成口诀，以掌握航向的风土渔歌。徽商《水程捷要歌》“一自鱼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也同样是行程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