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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排污收费制度比较研究 摘要：我国排污权交易与收费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化机制不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排污收费制度的主要成本包括排污总量控制成本、排污权初始分配成本、排污交易成本与排污监督成本等。排污权交易和排污收费都是可行的保护环境的经济手段，但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排污权交易制度对市场的依赖性更强，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 关键词：污染治理；排污交易；排污收费；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1)12—0026—03 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断加剧，而环境遭到破坏后反过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尤其是温室效应、酸雨等对气候的影响更使人们对环境保护有了直接的迫切需求。由于环境是由全球范围内的众多人群共享的一种公共物品，所以环境污染就带有非常强烈的负外部性特征。由此而来的污染治理手段，其核心也就在于如何更有效地消除外部性。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污染治理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消除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一、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运行现状 排污权交易制度其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核心在于通过明确界定产权并进行交易，实现将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的目的。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对18个城市开展了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试点工作，在90年代初期又开展了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试点工作。1999年，中美两国政府最高环境保护部门签署了框架协议，在我国开展“运用市场机制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研究”的合作项目，确定江苏省南通市和辽宁省本溪市作为首批试点城市，开展市场化运作的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研究项目，也就是“4+3+1”项目。总体看，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已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并取得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是市场化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发生的排污权交易案例几乎都是政府部门“拉郎配”。如，2001年9月，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与南京醋酸纤维有限公司关于1800吨二氧化硫的排污权交易就是在南通市环保局的牵线搭桥下完成的，这是中国排污权交易第一案。自2007年浙江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成立以来，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四川、山西、陕西等地分别筹建或建成一些地方性的环境交易所或者排污权交易中心，标志着中国的排污权有偿转让开始从单个的企业行为向规模化、制度化迈进，交易平台的建成对于节约排污权的交易成本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目前已经建成的排污权交易中心运作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成交量十分稀少，企业之间进行排污权交易的积极性不足。随着排污指标价值的攀升，拥有排污指标的企业更愿意将指标囤积起来，而不是出售指标以获利。这说明，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有效。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度运行的低效率呢?本文将排污权交易与排污收费制度进行比较来分析制度的利弊及其生存的条件。 二、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排污收费制度效率比较 一项制度的收益主要取决于该制度对于行为人的激励和约束程度，通过对行为人的激励和约束，以求使行为符合制度目标。比较排污收费制度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运行效率，首先应比较两种制度对于行为人的激励程度。排污收费制度与排污权交易制度，对政府和企业意味着不同的激励效果。对排污企业而言，在排污收费制度下，由于政府制定了统一的排放标准和技术要求，排污者很少有动机去追加技术革新，相反还常常以技术水平较低等理由突破标准的限制，且在监管及惩罚措施不力的情况下，污染超标成为排污企业习以为常的事。对政府而言，在排污收费制度下，由于排污费的收入可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且排污费的征收意味着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大，意味着政府官员有了权力设租的空间，所以政府具有激励排污费征收的积极性。甚至有的环保部门把排污收费工作当做筹资工具而不是执法手段，用收了多少钱来评判排污收费工作的好坏。这也是排污收费制度更容易推行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政府只是交易的监管者，而不是交易的当事人，所以通常来讲对排污权交易的成功与否并不具有特别的动力。必须注意的是，我国还存在另外一种现象，即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只注重gdp的增长，以减免排污费来招商引资，在一些地方划定“无费区”、设“企业宁静日”，搞“减半征收”、“减免征收”等“土政策”。环保部门因为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力，过多考虑企业的承受力，觉得排污收费工作不好出政绩，也不愿下力气真抓实干。 在我国当前排污费征收率比较低的情况下，排污费经常低于企业的治污成本，企业宁愿缴费而不愿花钱去改进设备或者购买治污设备以减少污染排放。因此，低费率的排污费征收制度也使企业失去了治污的内在激励。相比之下，由于排污权交易价格是由市场形成的均衡价格，更有利于反映排污权的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