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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个体自主性伦理思考 　　摘要：公务员在行政组织中很容易出现“代理转换”的危险，从而导致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缺失，当面临不道德的组织和组织的上级不负责任的行为时缺乏应有的道德责任感，丧失正确的判断力，甚至于以忠诚或服从为借口，从事非道德的行政行为。随着我国新公务员法的正式实施，彰显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培养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显得尤为紧迫，伦理自主性将成为公务员承担道德责任、有效抵制行政腐败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代理转换；伦理自主性；培养 　　中图分类号：B8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6-0053-03 　　 　　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新的规定明确地说明公务员有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如违反该义务，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公务员不能把自己仅仅作为履行上级意志的工具，不假思索地去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是应该独立选择行政行为，拒绝履行自己不能承担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行政行为。新法的颁布从法律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公务员行政行为中个体自主性的问题。由此深入探讨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及其培养，以应对不道德的组织和组织的上级不负责任行为理应成为我们研究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组织潜在的危险――“代理转换” 　　 　　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还是属于科层制，表现为以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结构为基础，牢固而有秩序的上下级制度，强调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在这种管理体系内，很容易出现“代理转换”的危险。所谓“代理转换”，源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葛莱姆（Stanley milgram）的“服从权威实验”，该研究显示：个人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中都具有服从权威的特性，大部分人即使明知道如果听从权威的命令去做某事，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但他们也还是倾向于执行命令。个人进入组织，就意味着他处于代理状态，他就完全使自己置于权威的控制之下，个人就不再将自己视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而是要将自己视为一种实现他人愿望的工具。所以“代理转换”就是指从个人自主行动的状态，转换到为实现他人愿望而行动的状态，成为他人的代理人。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这其中的原因就根植于官僚制度的本性。通常，个人行为要受到个体自身内部秉性例如良知的限制和控制。然而，当个人被聚集在一起形成等级关系时，人们的行为就必须协调，外部控制资源就产生了。这时内部秉性就必须做出让步以迎合外部控制的要求，官僚机制的控制就成为最主要的控制力了。也就是说为了系统的和谐，当人们进入官僚机构以后，自主选择能力就消失了，个体自主因素退到第二位以满足协调控制力的需要，组织中的个人以服从或忠诚为美德。正如韦伯所主张的，公务员的荣誉就是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在有意识地执行上级权威的命令，恰似这个命令就是自己所同意的一样。即使自己认为该命令是错误的或根本就反对它，但如果权威坚持该命令，你就要执行。 　　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代理转换”，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得到不断强化，组织总是通过教育力图使人们服从非个人的、建立在由徽章、制服或头衔表示出来的抽象的等级基础上的权威机构,个人在组织中，必须服从组织的要求和纪律，约束自己个人愿望的实现。诚然，强化服从权威，有利行政秩序，提高组织效率，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在代理转换中，个人完全放弃了伦理自主性，不再对组织的要求做出任何自主的道德评价，就会使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不再有任何的道德责任感，因为是组织或上级而不是我们选择了行为方式，所以责任也该由组织或上级来承担。显然，代理转换势必导致个体道德责任感缺失，个体在执行错误的命令后，因为能够为逃避责任寻找到借口而不会有良心不安。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残杀、日本士兵对中国人惨无人道的杀戮，“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人对他人的批斗和迫害，今天美国大兵以各种方式虐待伊拉克囚犯，这些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无不让人们看到代理转换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在公共行政中，当组织目标严重偏离了法律要求，公众利益被私人利益所取代，如果公务员完全放弃个人的伦理自主性，将无法抵制组织或上级的错误命令，甚至还以忠诚或服从上级的名义去执行，这无异于为虎作伥。 　　 　　二、不能放弃的个人责任――伦理自主性 　　 　　1.伦理自主性是个体基于道德责任感，依据内心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自主做出道德判断，自主选择道德行为的能力。在公共领域，公务员的伦理自主性源于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