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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区分 　　在哲学史上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可追溯到休漠和莱布尼茨“休漠关于观念间的关系与事实之间的区别，莱布尼茨关于理性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之间的区别，都预示了康德关于分析的真理与综合的真理之间的区分”。康德继承了莱布尼茨和休漠的划分，并明确地提出“在含有主宾关系的一切判断中(今仅考虑肯定的判断，至以后适用于否定判断，则极易为之)，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共有二种方法，或乙宾辞属于甲主辞而为包含于甲概念中之某某事物，或乙与甲虽相联结而乙则在甲概念之外。前一类我名之为分析判断，后一类则名之为综合判断”。而蒯因对这种划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他看来这是经验主义者所犯的非经验主义的第一个教条即“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的根本区别”。面对这些争论，克里普克在其《命名与必然性》中首次企图澄清分析与综合、先验与后验、必然与偶然三对概念，认为分析与综合属于语义学，先验与后验是认识论概念，必然和偶然则是形而上学概念。进而对康德以来这种把“先验性”、“必然性”、“分析性”相等同以及“后验性”、“偶然性”、“综合性”不作区分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新观点。 　　 　　一、康德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 　　 　　康德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观点深受唯理论者莱布尼茨和经验主义者休漠的影响。莱布尼茨承认有两种真理：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前一种真理是必然的、先天的，它的对立物不可能存在；后一种真理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只是偶然的，它的对立物可能存在。而这种“划分己指明了后来休漠的划分：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物”。休漠认为，经验判断的宾词概念不可能通过分析方法从主词概念引伸出来，必须在综合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把宾词概念加列主词概念之上，这一点不可能在经验之外先天地实现。康德判断理论深受此影响，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文中说：“休漠大概觉察出我们在某些判断中越出我们关于对象的概念的范围，(虽然他没有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我把这种判断称作是综合的”。如此可见，“休漠实际上把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这两种判断区别开，尽管他没有使用诸如此类的术语，这些术语是后来在康德著作中才提出来的”。 　　康德认为分析判断无需依靠经验就可演绎得出具有必然性，但无法获得新知识；而综合判断的宾词只有依靠经验才能依附于主词并使主词有所扩大虽具有新的知识，但却不具有必然性。例如：康德认为“一切物体都是广延的”是分析判断，理由是“广延”概念是“物体”概念的一个特征，通过分析谓词“广延”能够从主词“物体”抽引出来即主词能够演绎出谓词，否定这一判断就会产生矛盾；而“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就是综合判断，因为“重量”这一特征并没有预先包含在“物体”概念之中，而必须通过综合在判断中把它和“物体”概念结合起来，否定这一判断并不产生矛盾。在这里康德又强调：“虽然我们的知识都随经验开始，但并不能就说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因为知识有两个来源即先天与后天，先天的知识是人脑固有的天赋知识是生而知之的；后天的知识则是通过经验得到。如此可见，康德是把必然性和先天(先验性)赋予了分析命题，即通常所谓的“先验必然命题”；把偶然性和后天(后验性)赋予了综合命题，即通常所谓的“后验偶然命题”。在此基础之上康德又创建了先天综合命题来解释科学真理并建立了以先天综合判断为核心的体系： 　　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康德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是缺乏明晰性和普遍性的。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的继承了康德的观点，建立了如下分析与综合命题体系： 　　我们看到逻辑实证主义对分析与综合命题体系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对逻辑方法的过分崇拜却产生了一些人们不愿接受或错误的结论即分析、先验和必然等同，综合、后验和偶然等同，这些理论上的漏洞也遭到后来哲学家的批判。 　　 　　二、蒯因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区分的质疑 　　 　　蒯因在他50年代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这种区分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反对“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作出区分不但可能而且必要的主张的一个传统方法是：如果一个陈述能够被表明最终归约于一种为逻辑同一律‘A是A’所决定的形式，那么它就是分析的；而如果一个陈述不能被归约于一个根本上具有同一性陈述形式的陈述，那么它就不是分析的(即是综合的)”。 　　奎因的批评不是针对依赖于经验，而是针对依赖于语言。他的出发点是分析性这个概念，并从分析句人手进行讨论并展开他的论证。奎因认为哲学上所谓的分析命题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逻辑真的命题；第二类分析命题虽然不是逻辑真的命题，但却可以通过同义词的替换而还原成逻辑真的命题。并以“任何未婚男子都不是已婚的”和“任何单身汉都不是已婚的”为例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关于第一类分析陈述没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