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哈贝斯）对阵文化诠释学（伽达默尔）.docxVIP

“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对阵“文化诠释学”（伽达默尔） ——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区域史的曲解 Benjamin A. El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复旦学报 2014年出版 几种目的论幻象 一些文化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通常被称之为“儒学”的中国传统经学时，将“现代化叙事”应用于前现代中国。他们用当下的标准来衡量儒家。当下发生变化，标准亦随之改变。在稍早以前的“当下”，以工业革命时代的欧洲为标准衡量下的中国显得贫穷、落后，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a Measure of M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89).而这种落后局面被不公正地归咎于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今日中国之“当下”已然不同于昨日之“当下”，故儒学亦不再被当作通往现代之路的障碍，转而被视为其促因。这种价值判断的变化取决于用何种“当下”来衡量哪段“过去”。在1950年代，学者们孜孜以求社会主义在俄国和中国成功的原因，而今二十一世纪他们则大多书写其消亡。我们在对最近东欧选举的观察中已然发现，之前为社会主义盖棺定论操之过急，这同本世纪早先在亚洲宣布 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a Measure of M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89). 现代化进程本身并非问题之所在。有意识的西化在中国开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之后，中国儒学的研究者们长久以来已经在从文化到经济的各个层面把“西化”进程作为分析的对象。当这种现代化框架被不加批判地套用于洋务运动之前的儒学史时，尽管这种选择若由中国人做出自有其道理，却犯了目的论推演的谬误。将一种适于评价1860年后中国史现象的概念框架用于描述该时代之前的情形，是一种时代错置。如此我们便止于一种取巧建构的叙事，把历史现象虚化为与其本真毫不相干的东西，即所谓通往现代性之路上的“障碍”或“促因”。诸如“在帝制中国何以不曾发生科学革命”抑或“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之类的问题，如今被反过来加以追问：“为何科学革命在现代中国得以发生？中国传统经济在其现代工业革命中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例如1900年前后的“世界史”，通常书就于这种“现代主义”叙事。 自马克斯·韦伯起，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translated by Hans Gerth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参照“现代化”的尺度对中国儒学进行“积极”或“消极”地解读已成为流行。后现代主义学者成功揭露了这种过分强调用现代“当下”去衡量前现代“过去”的行为中内在的非历史主义面向。现代化仍是研究1860年后中国史的一个重要对象，但作为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儒学及中国社会与大众文化的总体框架，其已然过时。最近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存在的这种阐释危险的例子，便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界仍在进行的两场辩论，一是针对部分历史学家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概念应用于中华帝国及现代中国，二是关于与前者并行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哲学及历史学者借助伽达默尔“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translated by Hans Gerth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中国研究之哈贝马斯对阵伽达默尔 “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之争，本质上关于如何定义中华帝国晚期国家--在不同时期以皇廷、宦官抑或官僚等不同实体为代表--与1600至1900年间的士绅社会（尤其就江南而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晚清中国存在“公共领域”的学者提出，在晚明的城镇中心，儒家化的绅商精英已然发起一场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自治运动，与国家争锋相对。其反对者认为，书写中国史时使用“公共领域”概念是将哈贝马斯就18世纪欧洲、尤其是英国中产阶级所提出的“市民社会”概念误用为评价中国士绅社会的标准，进而忽视了中国自宋代以来所独有的、朝廷与其精英之间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达成的种种妥协。这些长期妥协成功抑制了宋元明清历代地方主义者追求政治自治的各种运动。 Cf. the Symposium in Modern China 19, 2, April 1993. 在此我们应当补充，最近的研究表明帝国、地方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在1400至1600年间发生改变。随着中国人口从大约1.5亿增至2.5亿，帝国官僚体制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