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山开道成一家——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docVIP

辟山开道成一家——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 HYPERLINK /?writer=jiangyin蒋寅 演讲人：蒋 寅 时间：5月20日 地点：南京大学 蒋寅 1959年生，江苏南京人。1988年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3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编委。著有《大历诗风》《王渔洋事迹征略》《清诗话考》等。 韩愈 选自（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昌黎先生诗集注 以文为诗：评论的两极 从宋人“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的指摘，到清代杜甫、韩愈、苏轼之诗“鼎立为三”的推崇，千余年来，世人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我们知道，韩愈在唐代基本上是以古文家名世的，宋人虽盛推其古文，但在诗歌的评价上则有所保留。沈括《梦溪笔谈》甚至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认为韩诗有着背离世所公认的诗歌美学特征的倾向。黄庭坚也说：“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宋代批评家显然很认同“以文为诗”的评价，多有具体指摘。由元及明，韩愈始终不冷不热。只是到了清初，韩愈诗歌的地位才突然有了飞跃性的提升。叶燮《原诗》首先将韩愈与杜甫、苏轼相提并论，推崇为古今最重要的三大诗人，所谓“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 叶燮推崇杜、韩、苏为古今三大家的理由很独特，是基于其改变和影响诗史走向的才力，其中涉及韩愈的理由是：“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这显然是一个很新颖的、个人化的判断，回顾以往的诗学史，不仅没有这样的看法，甚至杜甫、韩愈、苏轼对诗歌的变革，在某些批评家眼中还对应着诗道大坏的三个步骤。首先是唐诗体坏于杜甫之说，代表性的论断可举出焦竑《焦氏笔乘》所载郑善夫之语，一则说：“诗之妙处，正在不必说到尽，不必写到真，而其欲说欲写者，自宛然可想。虽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风人之义。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一则说：“长篇沉着顿挫，指事陈情有根节骨格，此杜老独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诗正不以此为贵，但可以为难而已。宋人学之，往往以文为诗，雅道大坏，由老杜起之也。”次则为诗格变于韩愈之说，出自苏东坡：“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既承认其美，又强调其变异于传统诗格，等于判定它是一种另类之美。至于诗坏于苏东坡之说，已见于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大体说来，在被视为诗格颓坏的这个链环中，韩愈始终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承担着较大的责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韩愈诗中一些有悖于诗家常规的艺术表现，在坚持传统审美理想的人看来，无疑是对诗歌本质特性的根本背离。宋代严羽曾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在这种古典美学观念的主导下，直到清初，韩愈诗歌还只是在某些方面得到肯定，比如王渔洋曾肯定其古诗声调的典范性。而像叶燮这样对韩愈的诗歌创作给予全面肯定，应该说意味着韩愈所有悖于常规的“变”已得到正面的肯定。 我们知道，对韩愈“以文为诗”的认识自近代以来成为韩愈评价的核心问题。韩愈诗歌所有逸出常规的表现，都被归结为好奇变异的艺术追求，从拓展诗歌表现力的方面给予积极评价，如陈寅恪《论韩愈》一文认为韩愈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但与此同时，韩愈诗歌的阅读感觉及文体学评价却无形中被忽略或回避了。其实，只要我们抛开那些文学史的后设评价，以一个读者的平常心，平心静气地阅读韩愈那些诗作，就会感觉到，他对古奥趣味和奇异风格的追求，明显可见远承顾况、近师孟郊，带有刻意造作的痕迹，与当时诗坛的一般趣味格格不入；联系到书法方面对“羲之俗书趁姿媚”（《石鼓歌》）的鄙视，便隐约让我们感受到韩愈文艺观中追求陌生化、流于粗俗化而远离传统审美趣味的现代文化品格。 但问题是，作为读者，无论我们多么高度评价韩愈诗歌的独创性，也无法摆脱实际阅读时缺乏乐趣的艰涩感觉。事实上，韩愈诗歌受到的批评大都缘于阅读经验与感官愉悦的背离，他作品中那种远离大历诗流利清畅之风的生涩感，显然与“陈言之务去”的诗歌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他之前，大历诗人凭着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对律诗的专精功夫，以数量不菲的创作，将已被盛唐人磨得圆熟的五律和尚未及磨得圆熟的七律都推进到一个相当成熟的境地，同时也因熟而至陈，使后继者不得不在“影响的焦虑”下产生求新求变的意识。生性好奇的韩愈，在孟郊诗风的启示下，立即投入“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