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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假定对刑事冤案影响及其偏差控制 　　摘 要：司法判断的过程实际上是法官对案件信息的一种认知加工处理过程。本文的主旨在于借助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探究裁判行为背后法官的思维认知路径，揭示出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司法假定过程及其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及其对冤案形成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若干偏差控制方法。 　　关键词：司法假定；刑事冤案；偏差控制；认知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89-03 　　一、司法假定与法官的司法活动 　　假定一直是人类思维与判断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一般定义上，“假定，或称假设、假说，是以已有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依据而对未知事实或规律所提出的一种推测性说明。假定需要从事实材料出发根据已被证实的科学理论进行逻辑的论证”[1]。从最宽泛的性质上来说，假定是人类在长期自然演进过程中积淀生成的先天本能心理活动，因而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生物现象。在司法这个特殊语境中，法官断然不是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先生笔下虚构的超人法官“赫拉克利斯”，因此，他们在断案中必然受庭前信息影响，也就会遵循着这一假定思维规律，只是案件裁决的最终物化载体是向公众展示的逻辑严密、析理透彻的判决书而已。笔者认为，法官审判案件过程中，面对着尚不充分的证据材料，所进行初步推测或预断的思维方式，就是司法假定的表现形式。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指出“司法判决实践如果没有理性化的预设，是不可能进行的”[2]。 　　仅2015年上半年，新闻媒体就集中报道了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福建念斌案、海南黄家光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我们不得不深思，为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屡屡失误，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视而不见，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认知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答案。接下来笔者以认知心理学为分析工具，以海南黄家光案为分析模本，试做一分析。 　　二、司法假定对刑事冤案的影响及其偏差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人类在认知过程中会尽力寻找捷径，实际上是“认知的吝啬鬼”[3]。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理性并非那么靠得住。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法官是如何进行司法假定的。 　　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在具体案件处理中，法官往往需要面对海量的证据材料，在脑海里率先对这样一个认知难题作出判断：能否假定这起案件就是被告人干的？而认知心理学作为认知科学学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的就是人类行为背后思考着的心智，乃被喻为打开人类心理“暗箱”的钥匙。认知心理学及其最新发展方向的认知神经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脑功能与行为的关系，其与法学的对接，也成为法学跨学科研究的新动向。认知心理学是以感觉信息的内在加工与问题解决为认知模型来研究人类的高级心理过程，这个内部运作历程是知觉、注意、记忆、知识表征、语言、情绪、思维、推理、创造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并呈现出单向序列的阶段特性，包括信息数据的搜集、输入、编码、存储、变换、简约、提取与使用等，并以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接下来，笔者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一）司法假定的来源：直觉加工机制 　　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认识的双重加工理论，即“经验-直觉”系统（卡尼曼将之称作为系统1）、“理性-分析”系统（卡尼曼将之称作为系统2）作为分析经济学现象的工具，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卡尼曼的理论，我们可以把系统1看作是一种无需经过逐步的逻辑推理，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发的、自我证明式的人类认知方式，往往不需要意识的参与。而系统2，相当于一种“深思熟虑”的信息处理模式，需要个人认真思考[4]。 　　笔者认为，法官在整体法秩序的语境下，依据有效的证据材料与情节线索的联结，通过将案件归入应然的典型案件或实然的先例，进行一定的比对后，可以得出一个假定结论。在黄家光案中，就存在涉案人数多、案件调查时间长，卷宗材料多、证人证言多等特点的特点。当年的一审判决，针对黄家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辩解，判决书是这样写的：“经查，被告人黄家光参与杀人，不仅有被告人本人在侦查阶段的多次供认，而且有同案人黄家鹏、黄世胜的多次供认以及现场目击证人黄举充、黄举石、黄玉兰的证言所证实。因此，不予采纳被告人的辩解。”[5]我们可以看出，法官认知的逻辑简单且直观，首先法官已经假定了黄家光参与了该起杀人案件，在此基础上，法官就会对公诉机关起诉的黄家光的犯罪事实深信不疑，当面对有利于黄家光的证据时，就会视而不见了。 　　同样的，这也可以用认知心理学中的刻板效应来解释。刻板效应是指一种“涉及知觉者的关于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