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与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验借鉴(to-经济问题探索).docVIP

PAGE PAGE 1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 ——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作者简介：王裕雄（1976 作者简介：王裕雄（1976—），男，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发展、创新与技术进步；张正河（1964—），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和区域产业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战略研究”（11ZD009）。 王裕雄 张正河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北京100872；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凭借人口红利实现了快速增长。农业部门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为现代工业部门源源不断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根据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当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候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此时社会经济会出现系列新的特征。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这些特征，例如农业劳动力不足、工业部门非熟练工人“用工荒”，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持续上升等等。基于上述事实，很多学者判断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甚至是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例如蔡昉和王美艳（2007）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处于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宋世方（2009）认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1997年就已经来临；巴曙松（2011）则认为中国经济在2004年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例如周天勇（2010）和朱晶等（2011），其中周天勇甚至预测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要到2020年才会来临由于经典的二元结构理论包含诸多潜在前提假定，对“转折点”本身的论述不够充分，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时间的方法有多种，因而出现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也很正常。例如对日本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就曾经存在很大差异，拉尼斯和费景汉（1963，1964）的研究认为1916—1919年是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而南亮进（2008）则认为1960年左右是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差40年。 由于经典的二元结构理论包含诸多潜在前提假定，对“转折点”本身的论述不够充分，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时间的方法有多种，因而出现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也很正常。例如对日本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就曾经存在很大差异，拉尼斯和费景汉（1963，1964）的研究认为1916—1919年是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而南亮进（2008）则认为1960年左右是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差40年。 无论根据理论还是先发国家的经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也必将出现新的现象和特征，如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等。而目前这些现象和特征在中国农业中也已陆续出现，关于它们的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例如2009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以“世外桃园何以成为空心村”为题报道了西南某些农村由于80%的人口转移，造成50%的土地撂荒；2011年4月26日《经济参考报》以“民工荒后现农业用工难 劳动力不足用工成本大增”为题报道了中国农业因劳动力流出而导致的系列问题；2011年10月4日《光明日报 》以“明天，谁来种粮”为题，报道了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很多地方老年人成为种地的主力军，年轻人既不愿也不会种粮，从而引发明天谁来种粮之忧。正如蔡昉（2008）所言，中国农业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都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发展阶段特征紧密关联，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中国农业有着特殊的经济涵义和政策涵义。加强研究以应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措施，对于保证中国经济成功由“二元”转化为“一元”，并保持持续稳定较快的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研究中国农业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政策挑战与调整方向，既需要以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如蔡昉（2008）；也需要充分借鉴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例如王德文和任吉（2008）。本文遵循一种方法，将首先从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提出在刘易斯转折点时期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机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