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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原则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经济大步前进的一个契机。 　　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名义，新一轮国企改革拉开了大幕。很难说这是第几轮国企改革了，但这也许是最后一轮，因为在此轮改革之后，国企可能落入改无可改的境地，收缩至不再能引起足够重视的地步。但是相反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即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迫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的目标。 　　也就是说，国企改革还处在十字路口上，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争论仍有意义。 屁股决定脑袋 　　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不仅仅是企业，因为其承担的责任和追求的目标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关于国企改革的意见，也就不限于管理学和经济学所设定的范畴，争论的焦点不是国企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能搞好，而是国企该不该存在、应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 　　在舆论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国企的意见是新自由主义的，从国企改革开始以来即是如此。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市场才能保障自由的实现，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就是自由的基石，公有制则是“通向奴役之路”。从这种立场出发，国企的存在就没有合理性，改革的出路只能有一个，就是私有化。 　　在改革的历程中，国企的状况是不断变化的。由于立场先行，新自由主义的国企论述不得不经常调整，才能抵达预先设定的结论，这就使得这套论述在内部自相矛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宇教授归纳了此类对国企批评的特点，引用如下： 　　“国有企业搞不好，就会说，国有经济注定低效率，国有企业搞好了，就会说，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国有企业不市场化，就会说，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国有企业参与竞争了，就会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工资低了，就会说，缺乏激励，工资高了，就会说，侵占公共利益；私有企业兼并了国有企业，就会说，是改革的成就，国有企业兼并了民营企业，就会说，旧体制复归；国有企业不扩张，就会说，国有企业没有动力，国有企业扩张了，就会说，挤压了民营经济成长的空间。总之，只要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只要是国有的都是坏的，只能‘民进国退’，不能‘国进民退’。” 　　经过经济学家们和大众传媒的长期重复，这种关于国企的看法被构筑成了强势话语，成了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背景。由此，以各类方式削弱国企的改革方案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被提出，最典型地反映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于2012年初发布的《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与常见的要求国资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要求相比，这份报告进一步提出，除了国防领域政府要掌握全部投资，国资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都应该大幅收缩，政府要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 　　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路线图走，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有经济学家提出，如果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些大型国企全部民营化，中国的民营企业完全有能力接盘。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够实事求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壮大到这个地步。把大型国企全盘私有化的结果只会是大规模外资控制，从所谓的国企垄断走向更严重的外资垄断―外资对中国多个行业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中国的经济安全已然成为严峻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隐含着一个并不成立的假定，即“世界是平的”，它预设一个奉行同一规则的全球市场存在，有意忽视主权国家仍是当今世界最基础的构成单位，国际竞争首先是国家间的竞争。所以，国内关于国企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兼具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买办性的双重属性，其主张不仅是对国企的威胁，也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威胁。 　　与新自由主义关于国企改革的观点针锋相对的一种，是国家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看重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以及内部的安全和稳定，并由此强调国企实现这些目的的工具性作用。在这一视野中，保持和壮大国企的重要意义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已经走到了主动的外向型经济阶段，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国家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表现为企业的竞争，由政府支持的大型国企是中国在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的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定话语权的最大希望，所以，此时削弱国企无异于自毁长城。 　　其次，涉及国计民生重要部门由国企占主导地位，有利于政府实现目标。比如，在各类抢险救灾中，必须首要恢复电力、通信等设施，只有国企才能在这种关头不计代价完成任务，如果这些领域被利润至上的私人资本掌握，难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再比如，山西小煤窑矿难频发，多年治理不好，最后也是靠国企进入后整合行业，提升安全标准，才得以遏制。 　　上述两种关于国企改革的倾向各有偏颇。前一种拒绝承认国企的任何正面因素，从根本上否定国企存在的合理性；后一种则偏重于强调国企的积极作用，对国企实际存在的问题关注不足。这就好比新版的“好得很”和“好个屁”的对垒。 怎么改是清楚的 　　既然国企改革无法化约为纯粹的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