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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争论 　　[摘 要]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到抗战胜利，国共对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若干轮的谈判论争。抗战爆发前夕和初期，出于合作抗日的需要，两党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陕甘宁边区得以成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谈判中提出苛刻的条件，意图限制甚至撤销边区，进而削弱共产党，中共随之对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提高了谈判条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给发动内战做充分准备，邀请中共谈判，中共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答应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就注定了两党不可能就边区（亦即解放区）的任何问题达成一致。 　　[关键词] 国共合作 陕甘宁边区 合法性 谈判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逐渐加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刻不容缓，国共两党则是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形势，答应与中共展开谈判，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双方谈判的焦点之一就是关于中共的陕甘宁苏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承认也在变化着，共产党随之进行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一、抗战爆发前后两党的争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就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谈判。 　　1937年2月9日，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到达西安，以后又增派了张冲、贺衷寒等。中共则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 　　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称：“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1]同日，张冲与周恩来商谈，提出“苏区改为特区，试行社会主义”。周恩来答称：“目前与顾祝同所谈只是交换意见”，“改变制度名称是尊重蒋介石的意见”，[2]P33必须见到蒋介石才能解决。12日，国共双方进行正式磋商。周恩来提交了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之后，双方很快达成一项协议草案，规定中共“取消苏维埃制度，改苏区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3]p153。27日，张冲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新提议，“特别区因与中央法令不相合，可名行政区”[2]P37。 　　3月8日，谈判双方认为意见已大体接近，协商由周恩来将一月来的谈判写成总结性条文。其中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4]P89。10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贺衷寒所总结的条文，称：此“为顾祝同给蒋介石的电稿，非我方电稿”[3]P159。中共中央12日复电指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并强调：“苏区完整，坚持民选。”[5]P92、93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向顾祝同申明：不同意贺衷寒的提案，要求与蒋介石直接谈判。西安谈判至此结束，国共未就陕甘宁边区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举行会谈。周恩来重申中共的谈判条件：“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蒋介石表示：“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6]P367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杭州谈判结束。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叶剑英同蒋介石在庐山会谈。蒋介石表示：“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7]P374 　　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8日，周恩来将所拟的谈判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提出“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管辖范围包括现在所辖十八县（延安、甘泉、?~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找亍⒄?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6]P379-380。 　　9月2日，周恩来从西安行营处得知国民政府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当即致电国民党代表康泽转蒋介石：“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由中共方面推荐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即日颁令。”[6]P387-388 　　9月6日，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共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边区首府设在延安。[7]P129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为使边区合法化，中共继续同国民党展开谈判。博古、叶剑英与康泽等就边区的具体事项进行商谈，但双方始终难以谈拢。到了10月份，康泽仍然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