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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有正义感人罗尔斯教育公平观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于1971年正式出版《正义论》一书，此书积罗尔斯二十年之心血，问世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正义论》包罗万象，不是只关注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问题，罗尔斯还屡屡提到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他认为，只有当教育培养的是有正义感、自我价值感的人，社会正义原则才会被广泛接受，才会在人们心中扎下根基。本文拟系统地介绍罗尔斯的道德教育观，以期对当前的中国教育有所启发。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道德上的 　　罗尔斯态度坚决地认为，指导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是公正，而不是效率。他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两种相关地位：一是公民权利，二是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对于前者来说，所有的公民必须有同样的基本自由权利，这种自由不能被社会整体利益所牺牲；对于后者来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必须要促进社会最不利人群的最大利益。例如，如果比尔?盖茨的钱没有通过税收、增加就业机会、捐款等方式来改善美国穷人的生存状态，那么他挣钱如此之多就是不道德的。同样，在现代社会中，受教育权也是一项基本人权及公民权利。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比推进教育“多、快、好、省”地培养人才更重要。因此，政府更为关注的恐怕不应是“超级学校”“豪华学校”“重点学校”的建设，而应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通过办学均衡化、标准化保障学生既能入学，也能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 　　在公正高于效率观念的指导下，罗尔斯认为“教育的价值不应当仅仅根据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来评价。教育的作用是使一个人欣赏他的社会的文化，介入社会的事务，从而以这种方式提供给每一个人以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信。”由此可见，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文化上和道德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教育为社会建设服务”“教育为经济服务”“教育为科技进步服务”诸如此类的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却不完善，因为这些说法都会使学校把重点放在培养人才的效率上，学校会强调竞争和分数，导致个人自尊受到威胁，自我价值感被贬低，学校教育会忽略它所应当充当的促进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个人生活丰富等多种看不到的职能。因此，罗尔斯认为，“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仅仅或不一定主要根据它们将产生的在培养能力方面的效果来估价，而是也根据它们在丰富公民（在此也包括较不利者）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价值来估价。随着一个社会的进步，后一种考虑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观点强调的是每个人都能在学校教育系统中获得进步，而不是强调学生之间的比较。正如杜威所说，考试分数不是教师应该关心的事情，因为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把学生和学生拿来做比较。 　　罗尔斯表现出一种平均主义倾向，他认为在学校教育中，重视那些天赋较高的人是不合理的，除非对于天赋较高者的重视能够改善社会最不利者的处境。比如，在国家处于人才饥荒、知识落后的非常时期，对于天赋较高者的重视会使得他们引领整个社会向前进步。除此之外，国家不宜对于天赋高的儿童过于重视。为什么呢？罗尔斯以为：首先，从道德上看，天赋在人群中的分配是任意的，个人的天赋高低并不是通过个人努力来得到的，因此，由天赋带来的收益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不应得的；其次，天赋较高者多数是因其家庭比较重视教育，天赋很难说是完全自然形成的，毋宁说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另外，天赋较高者的成功也依赖于社会合作，没有其他人的配合，天赋较高者也不可能成功。天赋较高者的天赋不应是个人财产，而应是一种社会财富。引申一下，罗尔斯在此处似乎暗含着一个观点：天赋较高者应利用其能力造福社会，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关心弱势人群，否则学校教育和教师没有必要青睐或特别关注这些天赋较高者。 　　在他看来，恰恰相反，学校教育应重视处境不利和天赋较低的人群。“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至少在某一阶段，比方说早期教育期间是这样。”多数教师喜欢行为礼貌好，成绩好的学生，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罗尔斯在告诫我们，如果因此而带来一种对处境不利学生的偏见，就是不公平。因为，行为习惯差和学业不良的学生多来自社会处境较差的阶层，他们的落后并非是由自身缺陷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造成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主要目标不是培养能力或培养人才，而是使得人们有一种自我价值感，能融入社会生活。一些优秀教师在进行班级管理的时候，更加“偏爱落后生”，而不是“宠爱优秀生”，其实也体现了罗尔斯所推崇的公平精神。 　　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 　　罗尔斯认为，社会义务是来自于人们的自愿契约行为，如允诺和协议。例如，人们参加某一个俱乐部、加入某种游戏、结婚、出任公职等社会行为不做则已，一做就意味着人们同意必须承担社会义务。同样，对于班主任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