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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LS模型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摘 要：基于2000年-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NRCA指数分析了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情况，并通过PLS模型研究了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日服务贸易在总量、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上有显著差异，且日本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强于中国。因此，借鉴日本服务贸易发展策略，对中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NRCA；PLS模型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4-0011-08 　　DOI：10.14156/ki.rbwtyj.2016.04.002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人们对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服务贸易由此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1] 。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在服务贸易总量、结构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在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借鉴日本服务贸易发展策略对中国有重要意义[2]。 　　关于中日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有4类。在贸易结构方面，李爱文等分析了21世纪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结构[3]；在竞争力方面，庄芮等基于自由贸易协定背景，证明了中日韩都是服务贸易大国，但非强国，各部门比较优势相似[4]；在产业内贸易方面，陈巧慧等采用GL指数、MIIT指数分析了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贸易增长类型，并实证研究影响因素，提出中国应借力货物贸易，并提高贸易开放度，这一点也得到了王涛等的赞同[56]；在贸易成本方面，马凌远证明了中日双边贸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流通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最低，消费性服务业居中，生产性服务业最高[7]。 　　关于服务贸易竞争力，自Porter和Balassa分别提出竞争优势理论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89]，奠定了理论与实证基础之后，现有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方面集中于指数分析：刘艳君等利用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标，发现日本贸易政策的变革推动了服务贸易的发展，但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竞争力水平仍较低[10]。López等运用新颖的贸易竞争力分析法研究了拉丁美洲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11]；另一方面集中于实证研究：黄满盈等、黄健青等基于不同实证方法和变量，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1213]。此外，一些学者研究对象为两（或多）国，如Nath等对比分析了美中、美印双边服务贸易比较优势，证明相对人力、物力和外资是美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14]。 　　现有文献数据来源主要为UN service trade或WTO；且指数分析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文章依据UNCTAD数据库对服务部门的重新划分，并通过PLS模型，实证研究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二、中日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服务贸易总量 　　图1是2005年-2014年中日服务贸易进出口额。2008年之前，中国服务贸易保持顺差，此后转为逆差且不断扩大。日本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且进出口额近似同步。 　　两国相似点是服务进出口额均呈增长趋势。差别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服务出口额上，中国自2006年超过日本，并与其逐渐拉开距离；在服务进口额上，中国自2009年超越日本并保持线性增长；在服务贸易差额上，近年来中国逆差比日本逆差大。说明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亟待调整和优化[2，10]。 　　（二）服务贸易结构 　　图2是2005年-2014年中日各服务部门出口比重情况。中日服务贸易结构同中有异。相似之处是中国运输、旅游部门出口比重之和约50%，日本约40%，表明中日服务出口均以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两国建筑、保险、金融、通讯及计算机服务出口比重之和不足20%，说明资本、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出口较少。差别在于两国运输、旅游及知识产权使用费部门出口比重差距明显。 　　因此，中国相对日本在服务出口上的劣势主要源于知识产权使用费部门。日本在该部门的出口优势得益于“知识产权立国”国策及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应用的推进计划[15]。在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可借鉴日本相关战略战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培育自主研发能力[16]，以使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长期健康发展。 　　三、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测量 　　（一）测算方法 　　考虑到产业内贸易或分工的影响，进口与出口同样重要[17]，因此国际竞争力应反映进出口情况。文章选取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简称NRCA），即某国某产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例与该国该产业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例之差来表示该产业的竞争力。 　　（二）结果分析 　　表1是2005年-2014年中日各服务部门NRCA值。中国在商品相关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建筑、金融、通讯及计算机部门拥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