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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个人生活情境对理论创作的滋润 马克斯·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的“三驾马车”，可见其历史地位的崇高。他出生于1864年4月21日，曾祖父是纺织业实业家，父亲是一位法学家和政治家，父亲的职业为家庭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青年时代的韦伯便在他的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韦伯1882年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1896年获聘为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不得不休养了几年，并于1903年辞职。 1904年，他和同事创立了“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于当年和次年分别写就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发表在期刊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两篇论文。 韦伯生活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想象不是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会向更高、更好、更让人喜悦的目标前进，而是前途一片暗淡，最终可能是意义缺失，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丧失自由。当时尼采和弗洛伊德等把非理性渐渐引入了学术讨论之中。在这样一个文化悲观主义和非理性大发现的时代，如果为理性进行辩护，其实是对当时文化悲观主义的批判、反驳的一种态度，韦伯就成为了为理性来辩护的反潮流运动的一个追随者。 二、韦伯论述中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内涵。 （一）新教伦理 即上帝赋予人类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经过苦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自己在现世中所处的地位赋予的责任和义务。新教区别于“旧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禁欲生活世俗化。教徒开始有组织地去从事一项具有职业性质的世俗劳动，这也被看做是一种“修行”，并赋予其道德上的意义。 （二）资本主义精神 是一种合乎道德伦理的明确的生活准则。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不在于赚钱欲望的程度，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不管是封建时代，还是奴隶时代，个人私欲膨胀、无限追求财富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单纯地追求财富并不是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应有之义。 三、基督教新教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上存在相关性。 （一）资本主义并非西方所特有，在那些有经济文献可考证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等，就一直存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但最后却只有在西方国家才发展出了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这一现象所涉及到的问题，归结为了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而理性主义又往往是受着宗教等各种神秘力量，以及以这些力量为基础的，涉及责任的道德伦理的影响，由此，引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宗教改革后新教教义影响下的道德伦理观。 韦伯发现：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和高级技工中，特别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当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一部分。 在日内瓦、苏格兰、荷兰、英格兰等地，加尔文宗的改革者们最不满意的是对这里的生活监督太少；在当时那些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中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对清教的专制统治产生任何不满情绪，而且从保卫这种专制中发出了一种英雄主义。——新教和世俗生活似乎找到了平衡点。 高等学校中，信奉天主教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所占比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信奉天主教的毕业生，毕业于专门培训技术和工商业人才学校的比例和毕业于一般职业学校的比例都要低于新教徒，他们更倾向于文科性质专业，这一状况造成了很少有天主教徒从事资本主义商业活动。实际上这些少数派别的人常常屈从于一个统治集团，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游离于政治之外，更应该有精力投身于经济活动，比如犹太人等。——他们和新教之间肯定存在什么不一样的特质。 无论在英格兰还是荷兰，统治还是被统治，少数派还是多数派，新教徒都本能地呈现出一种对经济理性主义的敏锐洞见，而天主教徒身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许多外在的因素被排除，因此新教肯定有其独特之处。 有人认为相对于新教，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因此才导致出现上述结果，但是在法国天主教徒中，地位低下的教徒非常热衷于世俗享乐，而地位高的则对宗教采取敌视态度，而德国的新教徒同样专注于世俗经济生活，本国的上层人士对宗教却很冷淡。——天主教注重来世的原因推导不成立。 同样作为新教，加尔文教比路德教的影响力大得多，尤其是在公谊会派和门诺派中，宗教信徒的生活方式与卓越的经商手腕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我们不可能从唯物主义或者反禁欲色彩的现世生活享乐中找到答案，而体会新教的纯粹宗教特质才是正路——新教伦理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方面存在关系。 方法论上的兴趣点：从方法论角度阐述，韦伯所论述的是“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更多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