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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汉语词义的系统结构 第一节 汉语词义的系统性 词义的系统性就是指词义的排列组合是有序的，按照一定的关系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一、对汉语词义系统性研究的概述 我国传统语言研究比较注重词义的相互联系。他们解释一个词义总是把它放到这个词的源流中及与其它词义的相互关系中来认识。在词义的内部，以本义为源头，贯通一系列的引申义。在词义的外部，即把词义与词音和字形结合起来。最早对词义系统作自觉研究的大概要算宋元之交戴侗的《六书故》，而取得最高成就的要算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明确提出了“古音古义古形，今音今义今形”，“六者互相求”的主张。王念孙尤擅长于“古音得经义”，“今则就古音以求音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章太炎的《文始》，实际上就是以词音词形为线索，寻求词义系统的尝试。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界有人不太承认词义的系统的存在，认为相对于语法系统语音系统，词义是“一盘散沙”。“所谓制约着每一个词义的语义系统，即由词义朴素依存所构成的词义体系，就并不存在。”概念体系“若定之为语义体系，就等于在语义与概念之间及语言与思维之间划上等号”[1] 。 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并仔细地研究了汉语的词义系统联系或系统本身： 黄景欣先生认为：“从整个看来，词汇体系是由许多相互对立，互相制约的单位，按一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逐层地建立起来的。”[2] 朱星先生认为：“词汇的系统主要建立在词义上。至于词音、词形上的系统不是主要的。”[3] 郑述谱先生认为：“词在语言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词汇是成体系的。这一观点几乎为语学家所公认的……只有把词放在词义体系中，分析它与其他词的联系与差别，才能描述出它的意义。”[4] 李锡胤先生认为：“语言的词汇是一个体系，每个词（以至每个词义）在总的体系的网络中只占一席之地，同时又与周围的词及词义处于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之中。”[5] 洪成玉先生则详细论述了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所必然会具有的一些特征，如词义的“类聚性”、“结构性”、“依存性”、“互补性”。[6] 而８０年代崛起的中青年语言学家则大都致力于汉语词义系统本身的研究。宋永培先生以《说文解字》的词义内容为目标，认为这是一个与上古汉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有着紧密相融相谐关系的宏大词义系统。[7] 李亚明先生总结出“一套以词义引申过程中概念的中介作用为基础的词义范畴体系”。[8] 李运富先生则简要而又清晰地勾勒出古代汉语词义的架构：“本义、引申义━━义系━━义宗━━义域”。[9] 周国光先生认为：“词汇应该具有体系性，只不过词汇体系同概念体系不尽相同罢了。”[10] 词义具有系统性，词义是一个体系构成的看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且人们已不再停留在承认词义系统存在的认识上，而是努力揭示出具体的词义系统构成。这种努力已成为当前汉语词义理论，尤其是古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的重点。 二、词义系统性存在的依据 词义系统性的存在有其客观因素制约的必然性。词义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是由语言这一特殊符号负载并在各个分子共同调配组合下完成的。因此，词义的系统性就受到客观对象、思维主体、语言符号体系三方面的制约。 为词义所反映、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一个有着普遍联系的整体，这点已为哲学家所证明。客观世界这一大系统是由同类的、类属的、集合与部分的、相关的、相反相对的种种组合关系联结起来的。人们总是依照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去认识、发现新事物。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所谓从自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是认识其内部规律并加以利用的结果。同时，人类思维规律的特点又决定了人类思维体系有着比客观世界更为严密和抽象的规律性和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以客观内容为基础，以联想为特征。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语言的系统性就成为由内容决定了的一种必然属性。 语言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特殊符号体系。围绕着交际功能这一核心，它调动了语音语法词汇各种因素，集合成一个具有无穷潜力的表达系统。它的个体成分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它们的组合方式、组合能力却是无限的，因此而可以编织出无穷无尽的言语作品。交际功能支配着语言系统的组合和变化。语言交际功能的每一种细微变化都会在词义上体现出来。例如对“用手接触另一物体”这一概念，为了区别其手的形状是拳、掌或指；运动方向是向前、向上、向下，还是向内、向外，是双手还是单手；用力还是不用力；连续还是瞬间；施行动作的不同目的等，对这些各种不同的表达交际要求，词义都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侧重点而分析出以下诸多的词义类别： 打、击、揍、擂、捶、捣； 拍、拊、扑、抚、摸、搔、抓、挠； 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