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苏格拉底视野中子为父隐解读.docVIP

孔子与苏格拉底视野中子为父隐解读 　　（北京联合大学 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23） 　　摘 要： 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和孔子，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了通往至圣的不同哲学进路，不同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两位圣者在亲亲相隐一事上有共同的意见，虽然孔子的亲亲相隐是其“仁”的核心思想的外展，因期望人的人性之光发挥最大能动性而将心安置在上天给的自由的仁之上；苏格拉底反对游叙弗伦控告父亲，是以反诘式提问他何为真正的虔敬，引导他爱真理、爱智慧。亲亲相隐是东西方哲学在人类共通情感和普世伦理价值观上的一次相遇。 　　关键词： 苏格拉底 孔子 亲亲相隐 　　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神奇时代――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子。作为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奠基人，生活年代相近的两位圣哲都生逢乱世，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影响着人类的生活。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孔子和苏格拉底担负着共同的稳定社会秩序、救国安邦的历史使命，两人都设想了一套挽救社会危机，实现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家庭、政治伦理，两人虽然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在“亲亲相隐”一事上有着类似的观点。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亲亲相隐 　　孔子（公元前551年?D公元前479年）处于中国的春秋末期，社会急剧变动，周王朝摇摇欲坠，“礼崩乐坏”，宗法制面临解体。孔子在大约63岁的时候，周游列国来到楚国边境城邑负函（一说该城邑叫“叶”）时，拜见了当地的守官叶公。据《论语?子路》第18章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儿子揭发父亲的罪并出来作证，破坏了“父慈子孝”的宗法伦理规范，破坏了宗法家族的礼制。“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八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符合礼的基本精神，即“亲亲”原则。生活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70年-前399），曾遇到一位要告父亲的青年，《柏拉图全集》中的《游叙弗伦篇》记载，苏格拉底因为“不敬神、惑乱青年”被告上法庭，他在法院的前廊上碰到了雅典的一个年轻人游叙弗伦。游叙弗伦因为父亲的过失导致一名奴隶的死亡，要将父亲告上法庭，被城邦反对。城邦公民认为，城邦生活有最基本的伦理基础，尊重家庭伦理是虔敬的基本含义；但游叙弗伦认为人间的亲情不如事情的善恶重要，在是非对错面前，应该不考虑亲戚关系，所有人一律平等，自己才是虔敬的专家。于是苏格拉底请游叙弗伦对虔敬和不虔敬下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在苏格拉底的诘问下，游叙弗伦对于虔敬的三个定义都被证明是不恰当的。最后，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说，你还没有真正懂得虔敬和不虔敬，就为一个佣工之死告发自己的亲爹，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在儿子告父亲一事上有共同的观点，但他们却基于不同的伦理基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影响着其国民的思维，孔子是不是过于强调伦理人情，不重视法制？苏格拉底不主张告父亲的伦理基础是什么？ 　　二、孔子亲亲相隐的家庭伦理解读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将整体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虽然以君臣父子、夫妻?L幼依序而立的差序结构的“礼”与依平等结构而构建的“仁”有内在的张力，其血亲情理精神在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有其局限性，但“亲亲互隐”并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也并非单纯地维护一家一户的亲情而损害另一家的亲情，造成社会上普遍的道德失范。我国著名哲学家郭齐勇先生指出：“情理、人性的维系，应该说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础……‘亲亲互隐’、容隐制正是传统儒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道德和法律资源。”①还有学者指出：如果赞成“直躬证父攘羊”，那么“每个人将赤裸裸地面对‘国’，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统治者便成为立法者，道统便被政统所吞并。并且，一种通过对父子亲情的扼杀来维持的政治秩序，必然是反道德、反社会正义的政治秩序”②。 　　事实上，儒家的“人治”主义并非是不要法制，而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做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管理的统治思想。把亲亲相隐放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角度看，更具合理性，因为公正、正义的法律立法基础是道德。“法律所维护的正是社会的道德伦理。法律只是维护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才是更高的社会存在”③。作为儿子，并非默认‘其父攘羊’的合理性，重新断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后可解释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里有学者认为“隐”既不应解释为“隐讳”“讳匿”，又不应解释为罔顾事实的说谎、“代为受过”或“矫正”，而应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