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汉译英诗应是弥尔顿的论失明.docVIP

PAGE PAGE 1 最早的汉译英诗应是弥尔顿的《论失明》 此文最初发表于《国外文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05年第2期， 44-53页。 沈弘、郭晖 谁最早将英语诗歌作品译成汉语？对于这个问题，凡是对于中国翻译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钱钟书先生已经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论证过这个问题。钱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从英文译成中文的第一首诗“既不是莎士比亚，也不是密尔顿的作品，而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 张隆溪：“序”，载朱徽《中美诗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英国汉学家和驻华公使威妥玛（T. F. Wade）首先于1864年译为“有意无韵，似通非通”的汉语，再由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董恂加工润色成七绝“长友诗”九首，于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张隆溪：“序”，载朱徽《中美诗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同上。 据传董恂曾将他翻译的 “长友诗”抄录在一面团扇上，并且通过总理衙门和美国驻华公使，把这面团扇赠送给了美国诗人朗费罗。此事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度传为美谈。根据钱钟书先生所提供的这个线索，中国学者张隆溪在1983年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还曾经专门到位于坎布里奇的朗费罗故居去寻找过这面团扇，但结果还是无功而返。 同上，第2-3页。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正如钱先生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威妥玛的汉译“词意格格不吐”，而董恂的译文尽管可读性略强一点，但遗憾的是，他并不通英文，只能依据前者的译文复译，其译文的忠实性就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就像林纾与其他人的合作一样，似乎都谈不上是真正的翻译。早在1925年，贺麟就在《严复的翻译》一文中就曾经认为严复在1898年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中所含后者引用蒲伯的一段诗节是我国最早的英诗汉译。在他的眼中，具有专业水平的英诗汉译的第一人似乎非严复莫属。 罗新璋：《翻译论集》。1984，157-8。 一 2003年日本关西大学重印了由西方传教士麦都思于1853年8月在香港出版的一部中文月刊《遐迩贯珍》。 该书的日语评介者是日本关西大学的汉语教授沈国威先生，是他首先向沈弘提供了该月刊中有汉译英诗这一信息。中国科学院的韩琦先生则慷慨地向沈弘提供了《遐迩贯珍》月刊的完整复印件。特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该书的日语评介者是日本关西大学的汉语教授沈国威先生，是他首先向沈弘提供了该月刊中有汉译英诗这一信息。中国科学院的韩琦先生则慷慨地向沈弘提供了《遐迩贯珍》月刊的完整复印件。特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将这首汉译英诗的全文转录于下： 世茫茫兮，我目已盲，靜言思之，尚未半生。 天賦兩目，如耗千金，今我藏之，其責難任。 嗟我目兮，於我無用，雖則無用，我心鄭重。 忠以計會，虔以事主，恐主歸時，縱刑無補。 嗟彼上帝，既閉我瞳，愚心自忖，其責我工。 忍耐之心，可生奧義，蒼蒼上帝，不教所賜。 不教所賜，豈較作事，惟與我軛，負之靡暨。 上帝惟皇，在彼蒼蒼，一呼其令，萬臣鏘鏘。 駛行水陸，莫敢遑適，彼侍立者，都為其役。《遐尔贯珍》 《遐尔贯珍》第2卷，第9期，1854年9月1日，第3页。 译者在翻译时一定经过斟酌，他本可以像明代从缅文翻译成汉语的译者一样选择五律或者七律体，而他最终选中我国最早的诗歌体——四言诗体译出，让人立即联想到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因为四言是《诗经》里面的主要形式（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原诗恰好也是英国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弥尔顿的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论失明》。因此，这首早期汉译英诗的历史意义可谓是极其深远。钱先生地下有知，也应为此感到欣慰。 虽然译者在该诗引言中将弥尔顿称作了“米里頓”，但在同一期英文目录上的英文解释：“Notice of the poet Milt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sonnet on his blindness”（“有关诗人弥尔顿的简介，以及他十四行诗《论失明》的译文”）已经确凿无疑地为这首汉译英诗验明了正身。为了跟这首诗的译文作一番直观的比较，特将弥尔顿十四行诗《论失明》的原文援引如下： John Milton, “On His Blindness” When I consider how my light is spent Ere half my days, in this dark world and wide And that one talent which is death to hide Lodged with me useless, though my Soul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