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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 　　摘要：孔子具有丰富的合法性思想。面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合法性危机，孔子开出了克服合法性危机的药方：正名。孔子把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统治者的“为政以德”之上。孔子的合法性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也存在着一些必须加以转换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孔子：政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任何社会政治秩序都存在着一个合法性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就非常关注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这种关切是由孔所奠基的。因此，本文尝试对孔子的合法性思想予以初步的考察。 　　 　　一、合法性危机的表现：礼崩乐坏 　　 　　孔子时代的政治统治秩序是在周代初年建立的，这套秩序可以简称为“宗法的封建领主制”在周代最初的两三百年之间，这套社会政治秩序确立了国内和平与繁荣，从而具有较高的合法性。不过，这种秩序在平王东迁前后就逐渐败坏了。孔子生活于春秋晚期，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危机就是指原有的正常秩序遭到了破坏，从而使得人们对此种政治统治逐渐失去理解、服从、忠诚和拥护，甚至于公开表达不合作、反对、抵制和抗拒的情况。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基本表现如下： 　　第一、王权的沉沦。周王是当时中国的“共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的就是王和诸侯的关系。作为“天子”的周王是帝国秩序的源泉。他应该享有最大的权威，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以下引自论语，只注篇名)但是，自周幽王、周厉王以来，天子失德，逐渐失去了权力中枢的影响力。一方面周王之令难以走出京畿，诸侯自行其事；另一方面，周王甚至和诸侯发生战争并被击败。因此，普遍王权逐步走向解体。王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心，也是社会政治秩序和规范性真理的根源。这个中心枢纽受到侵蚀。于是就出现了“天下无道”的局面。 　　第二、统治阶层内部同姓与异姓的冲突。这是封建制的“亲亲”与“贤贤”原则冲突的表现。宗法制的“亲亲”原则的后果就是各级统治者根据血缘的亲疏关系而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地位，这就保证了统治阶层内部的血缘纯洁性。分封制除了以“亲亲”的宗法制为原则外，还以“贤贤”的做法作为补充，即给予异姓的功臣以土地和人口。比如，周初就把在灭殷过程中立有大功的姜尚封为齐国的诸侯。不过，即便是齐国这样的异姓诸侯国仍然是按照“亲亲”的原则分封下一级的卿和大夫的。但在国家事务的处理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异姓功臣及其后代的繁衍壮大，属于诸侯同姓的公族与异姓卿大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种情况在晋国和齐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两个国家的国君相继成为异姓卿大夫的傀儡并遭到杀害。因此，当孔子听到齐国的陈成子杀死齐简公时，他气愤地要求鲁哀公讨伐齐国。(《完问》) 　　第三、统治阶层内部上下级关系的混乱。其实，第二点是关联着第三点的。封建制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上下级之间有着明确的划分。但是，随着普遍王权的解扣，统治阶层内部的上下级关系逐渐松动，以下犯上的事比比皆是。比如，作为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氏僭用了周王的“八佾”(《八佾》)，出现了孔子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还有大夫的家臣掌控诸侯国的“陪臣执国命”的情况发生。(《季氏》)由于封建宗法制家国同构的特征，许多政治斗争同时还是手足相残、父子相杀的伦理悲剧。 　　所以，总的来看，孔子时代原有的行为规范体系――礼治秩序在逐渐崩溃，传统的社会政治统治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 　　 　　二、克服合法性危机的方法：正名 　　 　　孔子对于周初所确立的政治秩序是高度认同的，他明确表示要“从周”。“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第二十八章)。又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他看来，周代的礼治秩序本身是好的，问题出在人身上。因此，是“人病”而不是“法病”。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孔子开出了克服合法性危机的药方：“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晚年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卫国当时的国君是卫出公辄，而他的生父则在晋国的支持下占据着卫国边境的一座要塞随时准备攻入首都取而代之。这种父子相攻的局面明显的不合乎宗法伦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要实行以名责实的正名主张，难怪子路要说他迂腐而不知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