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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科技反腐 实现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和透明化 天津市规划信息中心 翁立晖 城市规划是城市一定时期内发展的计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依据，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对城市的发展具有综合指导作用，它主要从总体层面上解决好发展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综合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和手段，对工业、交通、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商业服务、市政公用设施等做出全面安排，达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方便的长远发展目标。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城市规划部门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城市建设的先导，城市规划的权威性和龙头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城市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城市规划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 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一些城市规划领域的腐败现象频发，在背后隐现的利益之手的操纵下，规划建设被随意修改甚至全盘推翻的案例不断增加。一方面重复建设、拆拆改改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任意修改破坏城市总体规划，更破坏了城市未来规划和整体建设，贻害长远。 为斩断滥用权力与非法牟利之间的链条，部分城市和地区开始在城建规划领域试水科技反腐。 “科技反腐”，就是综合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和科学管理观念，将以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手段引入反腐倡廉工作中，把电子监察的科技载体延伸到公共权力运作的全过程，为完善权力配置、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提供了契机和有效实现方式。合理划分和科学配置各部门的权力和职责，有效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使抽象的权力变得可视、可控、可查、可纠，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实现权力运行的规范化、透明化。 一、“暗箱”规划催生怪胎城市 近期媒体曝光的一系列规划领域的腐败案件，无一不是“暗箱规划”的畸形产物。 例如成都市被曝光的全国首例城建规划腐败案，擅自修改原本规划好的成都迎宾大道，使得原本规划的20米道旁绿化带缩水至10米，侵占绿地面积1.09万平方米，严重影响了迎宾大道作为成都市窗口大道的景观效果，还导致两座新修建的高楼被拆毁，造成经济3000多万元；南充市在“南充大都会”一期建设工程中，违规审批、违规放线、违规施工，超道路红线1.62米、超高1.5米、超面积9000平方米；泸州市“船山综台楼”、武汉市“外滩花园”、南京市紫金山“观景台”等建设项目均因严重影响城市防洪等各种原因被拆除，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究其原因，均是有关部门违规审批的结果。 擅自变更规划审批内容，超越面积加层，越线移位，挤占道路红线……在这些常见的规划腐败的幕后，总有一只名为“利益”的黑手在游走操纵。有些开发商善于走“上层路线”，越过审批程序，“先斩后奏”不经审批就开工建设，或用金钱美色在规划和审批部门之间寻找“突破口”，修改甚至推翻既有规划，借以谋取非法利益。少数规划官员手中的“权”与无良开发商眼中的“利”相互勾结，造成了城建规划腐败多发。 这些一系列被曝光的违规建设项目，一座座在被人为搅乱的城市规划中催生出的“丑八怪”建筑、“畸形”项目、“怪胎”城市，根源就在于监督的缺位，祸首在于规划部门与开发商之间的权钱交易。 二、规划腐败多发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中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任何个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规划来使用土地和进行建设。《城市规划法》第43条规定：“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关于城市规划建设，早有明确法律条文和制度规定，然而仍有少数利欲熏心之徒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甚至顶风违法、前腐后继，究其原因，人情因素的干扰和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是规划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一）“人情因素”是规划腐败难以禁绝的根本原因 “人情”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关系中的一大特点。虽然法治社会推行多年，但“熟人关系”、“人脉力量”、“熟人社会”、“人情文化”对制度约束和法制管控的消解和抵制作用仍然根深蒂固，不仅是在城建规划领域，全国反腐败斗争都面临这一天然难题。亲属、同学、老乡、同事、朋友等人情关系网交织错杂，任何人都难以真正完全脱身之外，不但干扰影响制度法规的执行，也经常使掌握和行使权力者面临法理和人情两难抉择的境地，形成产生腐败的不稳定诱因。 （二）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是规划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通过被曝光的一系列城建规划腐败案例，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点，即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少数领导干部独断专行，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使得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的决策方式流于形式，部分班子成员缺少或者不敢体现原则，使得违法、违规的决策也能顺利通过走上合法的程序，为少数人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在一些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