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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修正案合宪性审查印度之实践与争论

宪法修正案合宪性审查印度之实践与争论   摘要: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具争议的;尽管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仍采用司法审查以限制修宪权的滥用,其中以印度最具特色。印度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审查经历了不予审查、矫枉过正、基本特征基准的确立、基本特征基准的巩固与发展四个阶段。这引起了印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论。争论涉及各个方面,如宪法修正案是否为法律,修宪权与立法权的关系,此类合宪性审查的反民主性,等等。对宪法修正案合宪性审查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关键词:宪法修正案;司法审查;基本特征基准;印度最高法院   作者简介:柳建龙(1979―),男,福建惠安人,法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师,从事宪法学基本理论、比较宪法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D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4-0079-06收稿日期:2009-02-05      修宪权的限制是立宪主义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问题,也是宪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然而,各国对于修宪权的限制普遍采用事前限制的方法,即由宪法本身或者由其特别授权的法律对宪法修正的范围、步骤、方式,以及修正案的效力予以明确规定;对于事后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则鲜有涉及。主流宪法学理论认为宪法的修正乃是一种统治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为此,根据“政治问题”(Doctrine of political questions)或者“统治问题”理论①,司法应当保持对修宪机关的充分尊重并自我克制(self-restrain),避免对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作出判断[1]。然而,即使援引前述理论,认为宪法的修正本身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政治问题或者统治问题,也并不能排除宪法的修正可能存在违法或者违宪的情形。故而,亦不宜对修宪机关自行纠正其错误期待过高。基于此,在德国、印度、南非、尼泊尔、巴基斯坦、阿根廷、巴西等一些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由违宪审查机关对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进行司法审查,以之作为防止修宪的非理性的第二道防线。其中以印度最具特色,且影响深远。   一、印度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审查   印度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51年的Sankari Prasad案判决,尽管在该案判决中最高法院最后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不过,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态度并非一开始的不予受理,故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亦是实际审查的一种结果。自此之后,最高法院又受理或者驳回了数十起有关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的案件①。依照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修宪权的性质的认识,及其与宪法本身、法律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不予审查阶段(1950―1967)。其间有两个主要判决:Sankari Prasad案判决②和Sajjan Singh案判决③。在该阶段,最高法院采取较为严格的实证法立场,认为最高法院虽有权审查宪法第13条所规定的“法律”的合宪性,但其所指称的“法律”并不包括宪法修正案在内。宪法修正案是修宪机关行使修宪权的结果,尽管修宪程序与立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就其目的和实质而言,二者大相径庭。故而最高法院无权对宪法修正案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矫枉过正”阶段(1967―1973)。这时议会至上的观念在印度已渐式微,宪法至上成为主流的观念。在这种情形下,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是否具有可司法性的问题采取了一种与此前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完全相反的,可以说是十分激进的见解。如Golak Nath案判决④认定,宪法第368条只规定了修宪的程序而未规定修宪权,其只能通过对宪法上有关立法权的规定合并解读推导出来,即修宪权在宪法文本上的依据并不充分,并视宪法修正案是一般“法律”,从而可以对之进行审查。   (三)基本特征基准的确立(1973―1980)。这一期间的判决在印度宪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其确定了审查宪法修正案合宪性的标准:基本特征标准。在Kesavananda Bharati案判决⑤中, 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推翻了Golak Nath案的判决,不再将宪法修正案视做“法律”,并主张修宪权是有内在界限的,是要受到宪法(特别是宪法序言)所确立的宪法的基本架构、基本特征等的限制的。故可以基本特征标准法对修正案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之后的Indira Gandhi案判决⑥中,最高法院进一步申明,法治、司法审查以及分权原则乃是宪法的基本特征,宪法的修正一旦侵犯这些基本特征即构成违宪无效。   (四)基本特征基准的巩固与发展(1980―)。从1980年的Minerva Mills Ltd.案判决⑦开始,最高法院对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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