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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币双重特征思考 　　摘要：一国货币的汇率制度选择与该国经济政治地位高度相关。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人民币已然呈现出一定的大国货币特征，但同时又保留了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的特色，体现出双重特征。本文通过分析大国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政策选择，以人民币双重特征的视角来探索人民币汇率在当前改革攻坚阶段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三元冲突 汇率改革 资本管制 人民币汇率 　　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宣布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标志着我国进入汇率改革深水区。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被大幅下调1136个基点，人民币贬值压力凸显，进而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本文将通过分析人民币双重特性的成因及影响，为读者认识人民币汇率走向和汇改攻坚阶段政策平衡难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大国经济体的政策选择和汇率波动特性 　　（一）大国经济体的政策选择：资本相对自由流动，货币政策与汇率干预形成联动 　　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冲突理论：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项政策目标不能同时兼顾，最多只能实现两项。以美国、欧盟、日本（G3）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是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最大参与者，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成熟的金融监管为其实施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发达国家纷纷放松了资本管制，逐步走向资本自由流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自由流动”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意味着这些发达经济体完全放弃资本管制。相对于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发达经济体的资本自由流动程度更高，但在资本市场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方面依然存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见表1）。 　　随着资本自由流动程度提升，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相对稳定的币值之间，G3经济体都选择了前者，放弃了后者。从表象上看，大国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非常之大，从1985到2015年的31个年份中，日元兑美元汇率波动幅度超过10%的年份共有17个，波幅在5%到10%之间的年份共有6个；2002年欧元诞生以来，欧元兑美元波幅超过10%的年份共有6个，只有4个年份的波幅在5%以下（见图1）。 　　G3货币之间汇率大幅波动的背后是其所处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异性。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断强调大国对维持汇率稳定负有责任，但从实际来看，汇率稳定往往不作为G3经济体的实际政策目标。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G3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关注点是本国经济、就业和通胀，而汇率往往只是大国之间博弈的工具，或者是实现多重经济目标的一项辅助手段。现实中G3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往往是不同步的，各货币当局都是从本区域经济角度出发进行货币政策调节，而货币政策及其预期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对币值比价产生影响，从而加大汇率的波动。货币政策和汇率目标之间往往形成一种联动效应，某种程度上，汇率干预是大国经济政策组合中的“跟随式”政策，汇率波动反映了大国经济、政治周期波动的果，而非因。 　　（二）当前G3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G3经济步调的差异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放大趋势。由于美国对金融体系采取了较有力的拯救措施，使其较快地恢复了健康，系统性风险已经率先出清；欧元区内部产品竞争力的巨大差异以及过高的社会福利压力使其整体经济在中长期内不具备好转的基础；日本国内老龄化等问题导致其债务负担过重，经济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摆脱低迷状态。经济复苏节奏的不一致性引起了G3经济体汇率、货币政策的步调差异。 　　虽然美国具有相对强劲的基本面，但从历史经验来看，美联储具有低利率倾向，加息之前的预热过程往往很长，往往是到了复苏的中后期才会缓慢地提高利率水平。相对于政策利率的“滞后”，强劲的美元汇率可视为对加息的提前反映。在稳定的美元汇率预期下，海外资金已经逐步成为接棒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压住长期利率水平的重要力量。因此，美元保持相对强势有助于美联储QE政策结束之后“低利率”状态的延续，从而为稳固经济复苏成果保驾护航。 　　相对于美元，日元和欧元各有其“软肋”，从中期来看，这两大货币难以保持强势。日元的“软肋”在于，过高的政府债务绑架货币政策，印钞压力居于发达国家之首。在此压力下，“弱势日元”格局还可能延续。欧元的“软肋”则在于，为保持高债国债务循环链条得以维系，欧央行实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很大，但是“无限量印钞”势必会遭到以德国为代表的低债国的反对，因此，欧央行无法像美日央行一样实施持续较强、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长远来看，欧元最终解体的风险无法排除，这一隐患将对欧元币值产生抑制。 　　新兴经济体汇率制度变迁的规律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变迁过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主要从这些经济体汇率制度变革的触发因素及危机史中总结归纳出一些规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