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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介语研究理论思考 　　中介语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外语教学学科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理论，“中介语”（interlanguage）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赛林格(Larry Selinker) 于1972年提出的,中介语理论的产生使70年代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最早运用中介语理论来研究外国人学汉语的中介语现象的学者是鲁健骥，他在1984年发表的《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标志着汉语中介语研究的开端。此后，汉语中介语的研究引起了对外汉语教学界的重视。至今，汉语中介语的研究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20年来，汉语中介语研究在引进、消化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致力于外国人汉语学习过程中的偏误分析、习得过程和习得顺序研究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学科理论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们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刚刚起步，加之在思维方式上深受西方研究者的影响，未能结合我国的语言现实从更广阔的视角和以开放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汉语中介语现象。本文试着从社会语言学这一视角探讨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的汉语中介语研究的局限性，斗胆对此作一些补充。 　　 　　一、关于中介语的定义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介语的定义进行了讨论。鲁健骥（1984，1993）认为，中介语是学习外语的人在学习过程中对于目的语规律所做的不正确的归纳和推论而产生的一个语言系统。这个语言系统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也区别于他所学的目的语。这种观点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介语所作的发生定义。这个定义揭示了中介语的最基本的特征。它承认中介语是一种自然语言，承认中介语的系统性。吕必松（1993）认为，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特有的一种目的语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化和交际等方面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又不同于目的语，而是一种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的正确形式逐渐靠拢的动态的语言系统。这种观点将中介语系统扩展到文化和交际的层面。盛炎（1989）认为，“中介”的含义就是“中间”，中介语就是“两种语言的混合体”。这种“混合说”过于强调中介语字面上的意义，而忽视了中介语的本质特征。如果说中介语是两种语言的混合体，还有什么规律和系统性可言。温晓虹（1992）认为，中介语与学习者的母语及目的语“无任何联系”，而且“不受任何现有语言的影响”。这种“无联系说”则把中介语与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关系绝对化了。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规则是中介语产生的重要来源，二者对中介语的影响和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从以上所列的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介语进行的描述和定义反映了学者们对中介语所作的理论假设大不相同。同时，我国学者关于中介语的探讨基本上未超出国外学者探讨的范围，他们和国外学者一样，都是把中介语放在第二语言教学和习得领域来探讨的。另外，在我国研究的中介语有汉语中介语，也有外语中介语，二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国外语教学界的中介语概念是特指中国人学习外语过程中形成的外语中介语（例如英语中介语），与学习者学习汉语过程中形成的汉语中介语是不同的，而我国学者对此并未进行严格区分，这很容易导致中介语概念的泛化和混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所言的中介语实际上是汉语中介语，我们在这探讨的也是汉语中介语，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如果不顾我国的语言现实，把国外的中介语理论视为教条，生搬硬套，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对汉语中介语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也不利于中介语理论本身的丰富和发展。 　　 　　二、汉语中介语概念的多义性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方言国家，存在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因此，研究汉语中介语必须要考虑到我国特殊的语言现实。我们认为，仅仅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理解和探讨汉语中介语未免过于狭窄，因为汉语中介语并不仅仅存在于第二语言学习中，还存在于共同语标准语的学习中。 　　首先，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在学汉语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中介语。我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使用八十种左右的语言。我国少数民族的母语（第一语言）往往是少数民族语言，而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他们以少数民族语言为起点学习汉语就属于第二语言学习。既是第二语言学习，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误，编制出一系列的“中介语”来。因此，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汉语中介语，这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出现的一种中介语。遗憾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往往偏重于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中介语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中介语的研究。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纳西族等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中介语进行了研究，但跟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中介语研究比较，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相信随着中介语理论的推广，这方面的研究将会不断地增多和深入，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