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吕氏春秋中义.docVIP

浅析吕氏春秋中义 　　[摘要]《吕氏春秋》是先秦一部综合百家的思想巨著，在继承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将儒家道德德目中的“义”提升为人伦道德总纲，成为贯穿在生死、命运、教育、言辞、治国、用民、战争等领域的核心价值观与道德准则。促进了中华道德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吕氏春秋》义人伦 　　先秦时期，在结束纷争，统一天下的问题上，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主张和方案，例如：儒家提倡德治、仁政、王道统一天下，道家提倡无为而治，法家提倡法治，以霸道取天下。战国末期，秦国实行法家路线，进而快速国富兵强。但是，在秦国逐步统一天下的道路上，却存在着社会隐患，这就是秦国不重视儒家仁义道德的力量。因而，荀子认为法家之法术、霸道可以快速统一天下，却不能使人心归服、人心归顺。必须改用以儒家的仁义为本，以王道凝聚人心，才能长久地保有天下。《吕氏春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主编吕不韦看到了秦国统一天下过程中，单纯用法家路线的缺陷，希望通过编撰一部治国大典，在综合百家思想的基础上，为秦国的江山永固提供治国良方。在《吕氏春秋》中，充分吸收了儒家智慧，并使之与新形势相融合，提出了一整套关于道德仁义、人伦纲纪的主张，《吕氏春秋》关于”义“的主张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努力。 　　先秦时期，在孔子总结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范畴中，义作为判断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与温、良、恭、俭、直、敬等道德德目一样，都是仁的具体体现。孔子思想中重视仁与礼。义是合乎礼之一种。孔子谈义常说义与利。例如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主张面对金钱与地位的考验时，要自觉以义来衡量，孔子又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也是主张君子以义为上，反对不正当的利益。 　　孟子将仁、义并提，认为仁义礼智“四德”以“仁”、“义”为主，比如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又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为原则来规范人伦关系。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孟子在答梁惠王时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孟子又比方说鱼与熊掌都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舍鱼而取熊掌。同样的道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主张义利冲突时，应以义为重，舍利取义，舍生取义。 　　荀子也很看重“义”。以“义”作为人与万物的区别，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肯定只有人才有道义良知，这种道德品质决定了人与万物相比的珍贵、高贵的地位。对于义与利的关系，荀子并不反对利，但主张以义制利：“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荀子?荣辱》）主张以义为重，义高于利。 　　上述儒家关于“义”的主张为《吕氏春秋》所继承，结合时代特点，《吕氏春秋》将这些关于义的认识进一步的发展，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义在不同层面的价值意义，将“义”上升到可以概括人伦道德规范之全体的高度。 　　首先，《吕氏春秋》指出，人之“义”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也是君臣上下规范与秩序存在的根据：“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八览?先识》）。肯定“人之义”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吕氏春秋?八览》《恃君》篇中，又从远古部落“无君”导致的无亲戚兄弟夫妻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等缺乏人伦规范的、不文明的现象，论说了“君臣之义”的重要性，又在《十二纪?论威》中指出：“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将义提升到万事之纲纪的高度，以义作为人伦道德规范的总纲。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吕氏春秋》认为：“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六论?无义》）。将义看做是利的根源，认为义代表并确保了最广泛的人类利益。 　　《吕氏春秋》对义的论述，不仅限于对儒家既有观点的继承，它强调了做为人伦之总纲的“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还针对当时的“士”阶层，深入阐发了义对士在不同层面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生死。《吕氏春秋》将人之“生”分为“全生”、“亏生”、“迫生”从高到底三种不同层次，认为“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迫生不若死”（《十二纪?贵生》），以“义”为标准去衡量“生”的意义。主张士要选择符合道义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认为那种违反道义的生，还不若死；关于死，《吕氏春秋》例举了人的不同价值的死，指出有人贤而死，有人贵而死，有人勇而死，都是具有道德价值的“死”，而当时的齐国人庆封是多行不义最后被杀死。针对庆封之死，《吕氏春秋》认为象庆封这样干违背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