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践和女性话语_分裂抑或缝合_以丁玲_在医院中_为个案研究_吴晓佳.pdfVIP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以来，在“告别革命”以及女 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丁玲研究开始将丁玲的创作划分成前后分裂的 两个时期，并以此分裂作为阐释丁玲后期作品的主要基调——妇女与革 命的矛盾和断裂。本文力图回到革命战争年代那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 看待和理解丁玲本人及其作品，由此更深刻地展现和把握中国妇女与中 国革命的复杂关系，跳出妇女与民族革命的二元对立框架。 关键词：延安道路 民族主义 妇女解放 分裂 “延安道路”是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对陕甘宁边区所作的“关于单个根 据地的‘微观社会研究’”时所使用的一个比喻，意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根据 地所实行的革命变革的创造性。作者在该书再版时仍重申了这一核心命题—— “它（《延安道路》）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 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 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41—1942年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 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根据地的重要作 用。” 马克·赛尔登并没有因为中共最终在抗战后取得了国家政权便在民族主义的 “模式化”框架下来阐释其革命理念和实践，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对民族主义这一 阐释框架的反思及与其辩论中来进行《延安道路》一书的研究的，他提出质疑： 如果农民民族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是反叛的共产党而不是 ·115· 国民党政府成为主要的“受益者”？毕竟，在193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国民 党政府已经巩固了它的权力。它是在国际上受到承认的政府。到1935年，它 已经将主要的军阀及共产党打败了。而且，它也到乡村地区组织抗战。简言 之，像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的统治集团一样，国民党也处于从战 时民族主义中受益的优越地位。相比之下，战争爆发时的中国共产党则没有 优势可言，它正在贫瘠的西北边疆为生存而挣扎。离开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 来谈论农民民族主义，到头来一点也无助于解释何以共产党人比他们的政治 对手更成功地建立敌后根据地，何以共产党与国民党一盛一衰恰成对照。 1 的确，如果我们仔细翻阅抗战时期的文艺期刊和作品的话，可以分明地看 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宣扬的并不是民族主义，而宣扬民族主义的恰恰是不 得人心的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在根据地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以及抗战动 员和宣传，正如《延安道路》所指出的，这一革命过程更重要的是对政治、经济 和社会各方面的触动和改变，与其说是一场“民族战争”毋宁说是一场“人民战 争”和“社会革命”。 以此反观国民党政府空洞的民族主义宣传，相比之下是多么地无力和“反 动”，其“民族主义文学”的号召不仅在当时遭到众多文艺界人士的批评和抵制， 即使在今天的文学研究者看来，也能一针见血地挑明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及其软肋 ——“国民党的文艺政策经历了从‘三民主义文艺’到‘民族主义文艺’的蜕变过 程……因为单提‘民族主义’既不会扯出‘民权’、‘民生’问题的麻烦，又可以 以蒋介石是‘民族领袖’之名巩固和强化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主义 文艺这一口号既可以帮助国民党掩蔽其在民生、民权问题上的无作为，又可以用来 对付共产党的左翼文学。蒋介石集团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民族主义文艺，就是看 中了其‘一箭双雕’的政治效果，就是看中了其可以被用来维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 2 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功能。” 在此，关键问题就显露出来了：国民党企图用“民族 大义”来掩盖的“民权”和“民生”问题，正是马克·赛尔登在《延安道路》中所 强调的共产党在根据地所进行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实践。 如上分析，本文作者亦一直认为要讨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不能用“民族主义” 一言以蔽之，因而，要讨论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也不能仅仅只在“妇女与民族 ∕国家”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讨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所颁布和实施的 一系列妇女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