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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外来词方言标注研究 　　摘要外来词兼具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是我们观察借出语和输入语两种语言文化的窗口。通过考察音译外来词的方言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进一步认识不同的方言群体或社区在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是现存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对方言音译词的标注既稀少又笼统，因而降低了这些标注在语言接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未来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应该加强方言音译词的标注，促进语言的多角度研究。 　　关键词外来词音译词方言标注语言接触 　　一、引言 　　外来词也称借词，是指一种语言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是不同的文化发生交流与碰撞时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外来词兼具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亦即具备语言文化二重性（史有为 1991：12―16，2000：114―119），因而是我们观察借出语和输入语两种语言文化的窗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全面发展，汉语吸收外来词的范围和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种语源的外来词层出不穷。“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显得异常不协调。”（季羡林 1991：2）季先生的这番话，道出了外来词词典的重要性和外来词研究滞后的状况。20多年过去了，学界对外来词的关注空前高涨，在中国知网上用“外来词”“借词”搜索篇名，我们可以找到1992年以来的外来词研究论文近1500篇，其中包括一些颇有价值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此外，外来词研究专著数量有所增加，还出现了可以当作外来词词典使用的《胡言词典――关于外来语和流行语的另类解读》（胡言 2006）和《外来词》（古川 2008）等。然而，迄今为止，仍有一个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即外来词的方言标注问题。在外来词词典的使用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用方言音译的外来词要么缺乏必要的方言标注，要么方言标签极为简略，这不便于我们研究外来词的方言特征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因此，本文将以音译外来词的方言标注为研究对象，探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此类标注的现状和标示的意义。 　　二、汉语外来词词典中的方言音译词标注调查 　　如果外来事物和概念在本族语中缺乏相应的表达形式，我们要么用意译的办法创造新词去指称，要么通过音译去引进，要么直接引入原文。音译原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操同一种语言的人、同一语种中说不同方言的人和同一语种中说相同方言的人都会由于对原词读音的把握不同、选字不同、省略的音节不同等多种原因而创造出不同的音译词，这正是一名多译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荔枝”一词进入英语后，被写成litchi，leechee，lichee，lichi，lychee等不同词形，chocolate一词进入汉语之后，曾有过“朱咕呖”“朱古力”“朱古律”“巧克力”等不同译名。音译词曾经困扰一些关注语言的人，比如，80多年前，石声汉发表了《关于标准译音的建议》一文，指出外来词音译时的一些问题：过去的译音有三个通病，即用方言来译音、不依原字的音来翻译、取字怪僻，其中“一个根本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各人依照方言译音，以致一个字有许多译法，几个字译成同一个音，纠纷错杂，很难弄得清楚”（石声汉 1933：1）。这说的是音译外来词消极的一面。然而，有一些方言音译词得到了公众的承认，在人民口头中推广开来，成为通用语的一部分，这说明它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被收录进普通语文词典中，比如粤方言音译词“的士”不仅进入了汉语通用语，其中的“的”甚至已经演变成一个构词能力极强的外来语素。因此，方言音译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上海和广东曾是两个最活跃的地区，吴语和粤语中曾出现过大量的方言音译词，但是由于它们的使用频率可能不高，流布可能不广，有的甚至仅为当时少数人使用，因此除了极少数留驻在现代汉语中之外，大部分已经成为历史词汇，不适合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这样的规范性辞书。现存的三部外来词词典中，胡行之的《外来语词典》（1936）和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语词典》（1990）均未提供外来词的方言信息，仅有《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提供了少量这方面信息。为了研究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我们曾经把《汉语外来词词典》中直接来源于英语的外来词词目全部录入语料库，共得到4645个不同词目，其中仅154个词在释义中带有“〈方〉”这样一个简单的方言标签。为了弄清这些词的方言源头，我们首先参考了高名凯、刘正?畔壬?1958年的专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