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纠纷解决群体性法社会学解读.docVIP

彝族纠纷解决群体性法社会学解读 　　摘要:彝族纠纷解决的群体性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直接诱因。家支成员共利义务、社会变迁、纠纷解决权威的缺失和习惯法的影响是彝族纠纷解决的群体性的主要原因。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群体性是彝族纠纷解决机制的本土资源,有存在的合理性,应该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关键词:彝族;纠纷解决;群体性;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093―03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执政党高度重视、全社会共同关注、理论界深入研究、政府着力预防和严格依法处置的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复杂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各有不同。我们在调查彝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时,了解到纠纷解决的群体性也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直接诱因。为此,本文以彝族纠纷解决的群体性特征为考察对象,运用法社会学方法,分析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各种因素,以期对彝族纠纷解决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一、彝族纠纷①解决群体性特征 　　纠纷是特定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对抗行为。纠纷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一方面严重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秩序,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恒久的动力。对于一个社会,重要的不是如何消灭或压制纠纷,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去其弊而存其利。 　　纠纷解决是指在纠纷发生后,特定的解纷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和手段,消除冲突状态、对损害进行救济、恢复秩序的活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其纠纷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 　　彝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解纷机制。彝族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由德古主持,这种纠纷解决具有非诉讼性、血缘性、神秘性、权威性②和群体性等特点。在具体的纠纷解决活动中,当事人是纠纷的主导因素,他们的心理、社会经济地位、理性程度、个人能力等对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至关重要。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群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泛指本质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彝族纠纷解决的群体性是指彝族在纠纷发生后,参与纠纷解决的人数众多,不仅有纠纷当事人,还有非当事人,也可以称为群体参与性纠纷解决,本文借用群体性一词重点在于强调参与人数众多。例如冕宁县“3.1”群体性事件。2008年2月29日下午,瓦扎木干(彝族)酒后到沙坝汽车站附近的吴志云(汉族)家门市处“抱走”一件啤酒,吴志云与三名村民一同追赶,瓦扎木干从半山腰摔下,经抢救无效死亡。闻讯而来的死者亲属和群众近千余人聚集到冕宁县沙坝镇街上,要求吴志云赔偿。[1]这种群体性与群体性事件相比,有其特殊性。第一,事件的起因是发生了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种利益的损害是彝族个体的,而不是彝族群体利益受到损害。第二,参与人数众多。这种人数众多不同于民事诉讼法上的群体诉讼,参与的人既有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更多的是当事人的亲属和没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少则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第三,参与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纠纷解决,并在纠纷解决中获取利益,主要形式是私力救济。第四,正当要求与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这种群体参与性容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 　　群体参与纠纷解决既有婚姻、伤害、邻里矛盾等传统纠纷,也有交通事故、荒山土地纠纷、环境损害赔偿、征地补偿、劳动报酬纠纷、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等现代型纠纷;纠纷主体既有彝族内部的,也有彝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但以民族之间的纠纷为主。 　　二、彝族纠纷解决群体性的成因 　　彝族纠纷解决群体性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思想、道德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家支的作用。彝族有其独特的语言和民族习惯,历来依靠家支关系来处理纠纷,具有参与人数众多的特点。家支彝语称为“措西”或“措呷”,意为“同祖先的兄弟”。家支组织是以共同的男性祖先开始而世代相传的父子联名谱系作为一根链条贯穿起来的。它是凉山彝族社会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共同产物。“血缘是稳定的力量”,社会中的阶层划分以及人的社会地位,均取决于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在一切纠纷中,血缘家支成为案件主体,当事人以家支共同利益为最高利益。彝族谚语说“少不得的是牛羊,缺不得的是粮食,离不开的是家支”,充分说明了家支的重要性。家支内部互相援助和保护,在婚丧大事、修建房屋时互相帮助,在耕种和收割时换工互助,还要抚养家支内的遗孤。家支成员之间有共同权利义务,凡是参与纠纷解决的家支成员都能从赔偿金中分得一份财产,对外赔偿也要由家支成员共同分担。共同的利益是家支成员积极参与纠纷解决的主要动因。 　　2.社会的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按钮”,[2]彝族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