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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存废与完善 　　【摘要】文章从现行《著作权法》中的相关法条出发，探究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在我国现实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通过分析该制度的基本理论、相关市场现状以及新修草案中关于该制度的改进，试图探讨在我国目前的录音制品市场下法定许可制度的去留存废，并对该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著作权法 录音制品 法定许可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含义。我国学界通常认为，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是指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使用人可以不经录音制品著作权人许可，在一定条件下直接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但需要向该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中对于该制度的规定源自于《伯尔尼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音乐作者及歌词作者（该歌词作者已允许将歌词与音乐一起录制）享有的许可对其音乐和歌词进行录音的专有权利，任何成员国都可以自行规定保留和行使的条件。但这些保留和行使专有权利的条件只能在对此作出规定的国家适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上述作者获得公平报酬的权利。如果报酬无法通过协议约定，应由主管机关确定。” 　　该条款表面上似乎限制了录音制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但实际上这一制度的存在，其一是为了保障权利人就其录音制品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二是为了防止权利垄断、促进录音制品产业的良性竞争。 　　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性质。对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我国学界存在着不同的学说，主要可以归纳为“权利限制说”、“权利降格说”、“传播增值说”三类观点。笔者认为，“权利限制说”更符合法定许可本质特征。 　　根据权利限制学说，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可以凌驾于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之上，在未经过许可的情况下拥有先使用作品再付费的权利。但应注意，这种权利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也是区分许可使用和侵权使用的最关键条件；另外，使用人应当支付权利人相应的报酬，这也体现了该制度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现行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分析 　　我国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立法目的。纵观我国的修法历程，早在2001年的《著作权法》修订中，就已经纳入了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第三款也对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作出了规定。 　　我国制定该制度的立法目的与国际上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差别，都是为了防止少数唱片公司对音乐的垄断，促进音乐作品的传播，保护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权利。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和音乐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该项制度还出现了新的现实优势，如能“使不同的录音制作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表演者诠释同一部作品进行录制，公众可以欣赏版本各异的录音制品，避免著作权人与某个录音制作者订立专有录制合同、造成版本单一的状况”。 　　我国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现状分析。我国在2001年对《著作权法》的修订中引入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一旦音乐作品经著作权人授权完成录音制品，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不经过原著作权人的同意，直接对该音乐作品进行再次录制，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虽然我国对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规定基本与《伯尔尼公约》一致，但由于立法初期立法者对“该法定许可的立法目的不甚明了”，该条款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使得学术界对于该制度存在诸多争议。 　　第一，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适用条件。事实上，我国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范围是很窄的，除了上述法定许可的一般性要求外，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看出，适用该法定许可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适用对象仅限于音乐作品。由于在该条款中明确只能是使用他人已合法录制完成的“音乐作品”，法定许可适用的范围即被框定在了“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旋律”上。 　　二是该许可应只适用于已发表的音乐作品。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应该以“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为前提，但该处所表述的“录制”是否包括该录音制品的“发行”，仅从该条款的表面意思来看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很大争议。 　　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原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唱片价格垄断，平抑唱片价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于发表而未公开发行的录音制品，其他制作人捷足先登抢先进行出版，不仅扰乱了唱片行业的稳定秩序，侵犯了公众和个体的利益，也严重损害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和录音制品首次出版人的权益。所以，该法定许可的适用条件应限定为已公开出版发行的录音制品，对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已作出了相应的修改，笔者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第二，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报酬支付机制。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除了防止权利垄断，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保障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权利，这也是法定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