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的改革论LBS国量刑LBS制.docVIP

PAGE PAGE 11 论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 　　——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为视角 　　关键词: 美国量刑指南/规范化/司法裁量权 　　内容提要: 我国有些地方法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的一些尝试。为扭转我国“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减少“人情案”、“关系案”的作用空间，使量刑日益规范化、专业化，结合美国《量刑指南》从无到有、从强制性适用到只需参考、咨询的经验，我国应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细则，并对量刑方法、量刑程序进行改革。 　　一、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变迁 　　美国量刑制度的变迁，简单地说就是：刑罚确定化→采用不定期刑→出台《量刑指南》，限制不定期刑→停止《量刑指南》的强制性适用，增强司法裁量权。从中可看出，美国的量刑政策始终在定期刑与不定期刑、对司法裁量权的“控”与“放”之间徘徊。美国《量刑指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强制性适用到只需参考、咨询的过程。如今它并非被束之高阁，弃而不用，相反，它依然是量刑非常重要的参照物。 　　两百多年来，美国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从未间断，而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刑罚制度。从较长时期看，美国的量刑制度一直处在变革之中。美国的刑事上诉只审理法律问题，不审理事实问题，其中针对量刑问题的上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以下简称“《量刑指南》”)1987年11月1日生效，其正文的中译本就达37万字。它将犯罪行为和罪过心态等要素尽可能量化，对于统一量刑制度，减少刑罚适用的不均衡，实现刑罚公平，促进犯罪人复归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然而自《量刑指南》出台之后，美国刑事司法界和理论界、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对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2005年1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布克毒品案件的判决，不仅没有争取到陪审团的定罪权，反而放宽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①[3]这一判决在美国司法界和法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刑罚的均衡一致性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间，美国国会最终选择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普通法系强势司法权力的回归。 　　此外，美国《模范刑法典》第7节“法庭的量刑权”针对不同刑种规定了比较具体的量刑标准，虽然《模范刑法典》没有法律效力，但是2/3的州刑法典以其为蓝本。[1]这些给州的量刑立法与实践带来很大的影响，促使其规范化。 　　二、审视我国量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美国对量刑制度不断进行改革，甚至有所反复的法律实践反映了既追求刑罚一致，又力求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实现个案正义的目标。这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存在。英国、澳大利亚也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量刑改革运动，在量刑理论上提倡均衡刑论，在量刑方法上主张实施量刑的统一标准，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2]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也有专门的量刑法则。尽管各国的具体做法不同，但是量刑科学化、规范化是量刑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 　　我国刑事司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定罪，轻量刑”的习惯，量刑似乎是定罪的附带，总认为一个案件如果定性错误，肯定是错案，然而如果是量刑不当，则未必是特别严重的错误，除非畸轻畸重，否则上诉改判的几率很小。开庭审理中很少舍得花时间针对量刑问题进行专门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合议庭主要也是针对定罪进行合议。判决书的说理也主要是针对定罪问题。在立法上，与定罪、刑罚相比，我国刑法典有关量刑的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和简略。对量刑问题的学术研究也不够深透。加之时空因素的作用，量刑差异性比较大，难以使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心服口服，不利于犯罪人的改造、社会治安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量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在美国，检察官负责起诉，陪审团负责定罪，法官则专司量刑，以及虽然是判例法传统，却不厌其烦地制定了详尽的量刑指南规则，充分说明了量刑的专业性、专门性。虽然美国已经废除《量刑指南》的严格适用，但是它毕竟强制性地实行了21年，诸如量刑的诸因素应当有据可考、量刑必须规范化的观念与做法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一种习惯。对于一个有着判例法传统的国家，《量刑指南》不再强行适用不至于使得量刑就如脱缰之马一放而不可收。 　　各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法律进程不同，西方现在的一些做法可能是“矫枉过正”，是“后现代”，不能认为发达国家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法律制度的比较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特别是特定历史阶段诸多因素的比较。制定完备的量刑指南规则之类的法律文本是量刑规范化、专业化的前提条件。量刑不仅需要有法可依，并且这种“法”应当具有实践的、微观上的指导意义和限制作用。我国刑法典需要对量刑作更为具体的规定，同时也迫切需要像美国《量刑指南》、德国量刑法则那样的量刑指导性文件，扭转“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减少“人情案”、“关系案”的作用空间。 　　三、我国量刑制度改革的主要方面 　　(一)树立科学、合理的量刑观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量刑制度与立法者、司法者的量刑观紧密相连。美国量刑